程序設計的簡單和執行者腦子的簡單，決定了陳希我只能犧牲個人的利益和自尊，從而繼續維持那种簡單規則和簡單腦子的“自尊”———章立元

□章立元

最近几天，北京和廣州的几家報紙，報道了小說家陳希我的作品集《冒犯書》（台灣版）被福建海關扣押，并向作者下達了“行政處罰告知單”的消息。

對文學作品中某些內容或者局部情節的定性，不能夠孤立地、斷章取義地看問題，而是要看這些情節在整部作品中的文學功能，要看情節設置在整個藝術結构中的必要性。這實際上是一個文學常識。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吧，比如下面這句話：“從此，我一見到小海就手痒痒，想揍死他。后來才知道我誤解了他，心里很愧疚。”如果對后面的話視而不見，僅僅是抓住前面的話，我們完全可以對這位說話的人采取監管措施。這無疑違背句法常識。問題在于，尊重常識往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們經常在一些法律、法規的實施過程中，看到違背常識的現象，比如動輒就將一些文藝作品定性為“誹謗”、“侵權”、“抄襲”、“淫穢”等等，顯示出執法過程中很大的專業紕漏。當然，我們也經常看到，歷史最終無情地宣判那些法律、法規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幼稚現象無效，比如對《包法利夫人》的審判，對《查特來夫人》、《北回歸線》的查禁，最后都成了歷史的笑柄。問題在于，歷史的宣判不能替代現實的宣判，歷史對后人負責，現實會影響到此時此刻個人的安危和尊嚴。

近年來，隨著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渠道的暢通和擴大，兩地作家彼此在對方出版作品的事情已經習以為常，而且能夠跨海峽出版作品的兩岸作家，常常是作品達到較高水准者。何況台灣省的文化管理也不是沒有規則，或者說，他們的規則即使再混亂，也不能隨便出版“淫穢書籍”。一本在內地出版過的書，到對岸去再出一個繁体字版本，怎么就成“淫穢書籍”了呢？這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我們無從得知，但海關的公開解釋卻那么蒼白無力。

福建海關部門說：“我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中國的大環境就是這樣，你也應該明白。我們歷來都是這樣執行的。”首先，他們理解作者，也就是承認作者此時此刻的“心情”的合理性，顯得很通人情似的。其次，他們搬出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很嚇人的東西：“大環境”來壓住作者，讓他閉嘴。第三，他們賦予自己的“工作慣性”以歷史的權威性：“歷來如此”。他們的做法仿佛成了不可更改的“歷史規律”似的。意思是說：是“歷史”沒收了你的書，跟我們無關。他們無疑在試圖推卸責任。為什么推卸責任呢？因為他們自己也覺得這种做法或許不合理。但程序設計的簡單和執行者腦子的簡單，決定了陳希我只能犧牲個人的利益和自尊，從而繼續維持那种簡單規則和簡單腦子的“自尊”。

（編輯：侯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