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琪

兩會期間，廣東團等代表團的代表和委員紛紛抨擊“政府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審批化”，若干部委事無巨細地將審批韁繩越拽越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位居中央的權力階層。高度集權之下地方沒有真正自主權，為了搶得先机和許可，首都天然地成為各省市官員專家“跑部錢進”的唯一去處，由此滋生了大規模

無可避諱，上京的市長書記們也是代表家鄉百姓的“父母官”，這些官員生活在當地城市里，對當地社會民生有切膚之感。地方人最懂地方事，無論土地資源、水電油气、地鐵港口，還是大學城、高新區,都會有正常需求，這些需求對應于各种必要的公共產品。此外，服務型政府還要求各部門服務外商也要服務市民，要求行政風气和辦事程序逐步改善。加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會團体和媒体的壓力，公共事務走向服務型，社會參与和听證的途徑不斷擴大。

与各地政府与民眾的互動成長不合拍的是，許多部委仍儼然是省長市長們的“父母官”，是需要侍奉的神明。部委們號稱為人民服務，但這人民不過是個統計數字的概念。作為每個行業的高層掌權者，各大部委每天面對的并非一個個市民而是一大群市長省長，后者作為被制約的一方，哪怕正常審批都要被拖延，更無權在桌面上談判爭利了。在單一的管治思維下，部委無暇理會城軌早建一年對百万民眾的意義，也無從体察水庫電厂項目對百姓的急迫。

隨著經濟生活自由度越來越高，政府干預市場運行也未必總能糾正市場失靈，更何況高高在上，管理半徑触不到基層的集權模式。政治制度是經濟過程的內生變量，改革政治体制，完善政府干預行為，必須确立好中央集權干預的范圍內容和方式。由微觀干預回歸到宏觀調控，讓盲目指令徹底退場，讓人大監督進場，有關部委才可能轉到高層次服務型政府的方向來。否則動不動就給自己評90分的部委，高昂的頭是永遠看不到勞苦大眾的。

（編輯：侯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