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都是歷史積淀的產物,和一個族群的穩定文化生活聯系緊密,一天建不成羅馬。同時,為了方便文化交流和傳播,還必須具有交通樞紐的地位———李隼
□李隼
兩會期間,在山東濟宁修建“中華文化標志城”的有關爭論把全國政協委員、复旦大學教授、“中華文化標志城”戰略規划設計首席專家葛劍
雄推到風口浪尖上。
針對這個文化標志城,葛教授提出了一個文化“副都”的概念,意思是要讓這個新城承擔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將原來應該建在首都的文化設施建在新城,將原來應該在首都舉辦的典禮、儀式、活動、展示移到那里去辦。
葛教授的設想,我以為是一個餿主意。
多年來,首都北京作為世界級的一個超級都市,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复合繁雜的多种城市功能使得這個歷史文化名城不堪重負。于是,給北京“減負”的話題早在20多年前就提了出來。“減負”的設想主要有兩個:其一是遷都,另找個地方建都。其二是分擔北京的城市功能,比如設立多個首都,政治首都(行政和立法也可以分拆)、文化首都和經濟首都等。或者設立所謂“副都”、“陪都”等,部分承擔首都的某項功能。葛教授的提議,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北京目前承擔的多种功能當中,只有政治功能最好轉移和分散,因為這個功能靠國家權力即可達成,立即生效,而且代价最小。國家權力机關遷到哪里,哪里就是政治首都。經濟功能也可依靠國家行政強制力量來解決,通過經濟政策傾斜,或行政命令大工業和金融机构的轉移、新建与集中,雖然要慢一些,代价也要大一些,但假以時日,或也可終成正果。而惟有文化功能,不僅分擔和轉移的代价最大,而且可能達不到預期的目的。因為文化名都是歷史積淀的產物,和一個族群的穩定文化生活聯系緊密,一天建不成羅馬。同時,為了方便文化交流和傳播,還必須具有交通樞紐的地位。從世界范圍看,還沒有哪個國家要轉移或分擔掉舊都的文化功能,而另設“文化新都”或“文化副都”的。1960年4月21日,巴西從舊都里約熱內盧遷到巴西高原中部,設新都巴西利亞。遷都后,原首都里約熱內盧“文化之都”的形象加強了。現在,巴西利亞、里約熱內盧、圣保羅三大城市分別承擔著巴西政治、文化、經濟方面的中心職能,這被公認為遷都的成功范例。文化之都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要接近人民,接近生活,世界各國的文化之都,基本形成于人口稠密和歷史和當代充分發展的文化歷史地區,包括那些擁有多重功能的巨型首都,巴黎、羅馬、倫敦、莫斯科、東京、首爾等,莫不如此。“遷都”或“分都”之議,宜從政治功能著手,怎么如此不專業地打起了文化的主意?
在擬花費300億元以上的國家財政投入修建“文化副都”,以加強文化建設的构想出台的同時,對另一組數据,致力于打造“文化大國”,“文化大省”的官員和知識精英們卻視而不見了。据了解,2006年,各級(包括中央)財政對文化總投入只有156.5億元左右。其中對農村文化共投入44.6億元,僅占全國財政對文化總投入的28.5%。扣除對縣級文化机构的投入,2006年直接為7.37億農民提供文化服務的鄉鎮綜合文化站財政投入只有10.9億元,農民人均1.48元。公共財政文化投入的嚴重不足,造成大部分地區農村文化設施落后,農民文化生活貧乏。
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到底是從抓基層文化著手,以人為本,還是要搞浩大工程,面上好看,其中的輕重緩急,真是一個大課題,德高望重的院士和首席專家們,可曾認真研究過?
(編輯:侯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