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心武
中國鼠年春節過后，世界上有兩位作家接踵去世，兩個獨立的生命，都熱愛寫作，但他們所處的社會，所度過的人生，所寫出的作品，差別之大，難以譬喻。
一位是法國“新小說”流派開創者羅伯·格里耶，2008年2月19日逝于法國西部小城，享年85歲。一位是中國作家浩然，2008年2月20日逝于北京
東方醫院，享年76歲。他們仙去前，都已經被社會邊緣化了。他們曾經輝煌，但當今法國和中國引領文學風騷的中心人物，已是另外的一些寫作者。
1988年初夏，在法國巴黎，正對協和廣場的大飯店的露台上，我曾和羅伯·格里耶站在一起喝香檳，當時露台那一角只有三個人，我們三個人站在那里，只不過是因為我們都不喜歡太熱鬧，當時飯店廳堂里正舉行大型酒會，溜到露台一角實際是一种逃避。
我不會法語，格里耶不會中國話，另一位恰既懂中文也講法語，因此我和格里耶有簡單的交流。格里耶對我不會有什么興趣，事后也一定不記得我這么個人，但我那時卻對他充滿崇敬，還有同情。
崇敬，大家可以理解，改革開放以后，格里耶及其“新小說”流派有不少品种被翻譯到中國，格里耶的《橡皮》几乎成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有文學愛好者和寫作者的必讀書，他編劇的先鋒派電影《去年在馬里昂巴德》在電影資料館內部觀摩，一票難求。從那時候起，“文學是敘述技巧的展示”，“文學創作重在顛覆”，“不為俗眾求雅眼，為下世紀而創作”……等等想法和說辭，甚為流行。
那么，我在1988年跟他近距离接触時，又怎么會對他心怀同情呢？那是因為，1985年瑞典文學院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法國作家克洛德·西蒙，据說那也是表達對探索了三十年的“新小說”流派的一种肯定。消息傳來的當天，巴黎大街上不少人面面相覷地互問：誰是克洛德·西蒙？有的則憤憤不平，如果是想肯定“新小說”流派創作，那為什么不頒給羅伯·格里耶？眾所周知，格里耶可以說是“新小說”探索的發軔者，其作品人們耳熟能詳啊！1988年站在格里耶身邊，我也有這种情愫，實際上那是格里耶本人并不需要的同情。
1988年站在露台上喝香檳的格里耶，66歲，非常素淨，非常恬淡，我覺得他自己非常清楚，他人生中最好時光，已經流逝，難以再來。他從1955年通過午夜出版社發表第一部引起關注的作品，到1985年西蒙得到諾獎，正好30年。他的好時光不短，對于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上的大多數寫作者來說，應該欣慰了。
格里耶當然也是老黃牛類型的作家，生命不息，筆耕不輟。但好景難再，他去世前一年新推出的作品《傷感小說》惡評如潮，在圖書市場上遭到冷遇，最刻薄的評論是：“這是行將入土的法國‘新小說’棺木上的最后一根釘子。”唉！但是，他去世消息傳出，法國總統薩科齊很快表示哀掉，總統府發表正式言論：“毋庸置疑，隨著羅伯·格里耶的去世，法國知識分子史和文學史上的一個時代已經終結。”
我1980年至1986年曾是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和浩然分在一個學習組，有促膝的接触，但我們之間沒有一次超出寒暄的交談。他逝去后，從傳媒上看到的文章，一般不外或指出他為置身其中的時代所局限，或表達對他無政治野心有質朴品格的贊嘆。但替他細算一下，他人生中的好時光，也就是1963至1966和1972至1976加起不到十年而已。我跟他“一口鍋里吃飯”時，他已經并不開心，后來更逐步地邊緣化，引領文學風騷的，到如今也已經換了好几茬。
說羅伯·格里耶的代表性“已經終結”也好，說浩然“被時代局限”也好，話說出口是可以很輕松的，但細揆天理，誰又能久据中心永不終結呢？誰又能逭逃于時代局限之外永恒摩登呢？居中時不欺人，邊緣時不自欺，順應代謝，敬畏規律，才是健康的人生。
（編輯：健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