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司法体制的“國情”下，司法高官的言論容易因其權力背景、行政層級、社會影響而帶來某种“命令植入”。對于“許霆案”而言，有時沉默比發言更重要———畢舸

□畢舸

“從我目前了解的情況來看，一審判處無期徒刑明顯過重。”近日，就“許霆案”，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興長

“許霆案”也許是2008年迄今為止最受社會各界關注的一起司法案例，社會、當事人許霆、銀行以及司法机构各執一辭，觀點交鋒不斷，甚至也成為學界激辯議題，各個群体也逐漸形成“挺許霆派”与”反許霆派”兩大陣營。

本來，身處多元社會，人們出于自身利益訴求与价值取向，對同一事物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斷，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全國人大代表姜興長在兩會期間就此發表觀點，也是一孔之見，是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表征。

但是，別忘了姜興長還有一個重要職務———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他的言論經由輿論傳播、社會熱議，加上其特殊身份，必然形成滾動效應，對“許霆案”的未來走向產生一定影響。而如此影響究竟利多弊少，還是与之相反，抑或對個案能起到一定的外部幫助，但對整個司法環境的构建是否會產生些許不良反應，都需要社會審慎辨知。

從民眾的朴素認知來說，估計許多人都會對姜興長的這番話拍手叫好，它符合目前社會對“許霆案”的某种主流聲音，對弱勢群体的先天關怀，對案件所存“瑕疵”的內心抗議。不過，由于我國現行司法体制尚未完全擺脫行政化束縛，司法所面臨的權力干預積弊難消。在此情形下，司法高官的發言往往能發揮預料之外的作用。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一個司法高官的個人觀點被下級有意無意地當成某种隱性指示，并以其作為未來再度審判過程中的風向標，案件未判，已在判案態度、取證選擇、立場傾斜上發生偏移，那么案件就會陷入另一重不公中。“許霆案”無論在程序和結果上要保證公平的一致性，首先要避免各种利益誘導因素的干扰。之前雖有對“輿論審判”的指責，但輿論畢竟是凝聚了民意的自發訴求，是一种場外信息反饋，并不具有強制性和主導性。而在既有司法体制的“國情”下，司法高官的言論容易因其權力背景、行政層級、社會影響而帶來某种“命令植入”。也許言論本身是一种個体感受抒發，但語境的特殊性會導致許多不必要的聯想乃至反饋。

因此，筆者建議司法高官在兩會發言時，對議程設置有一种自覺的回避意識，既不要動輒為所代表的机构發表辯護意見，也不要對某個具体案件發表太多針對性的觀點。中國司法獨立的珍貴性与脆弱性并存，需要每個体制中人小心呵護。對于“許霆案”而言，有時沉默比發言更重要，就讓司法按照自身規律与程序進行，在公正透明的信息公開平台下，讓所有相關證据、論据及法律依据統統呈現，這也是同時保障控辯雙方合法權益的惟一途徑。

（編輯：侯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