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格的完成推進到整個企業里去，因為企業是一個大系統，是由人与人之間的關系組成的。”“誠信值得推崇、鼓勵，但是不值得敬重，只有道德是值得敬重的。”“有沒有這樣考慮我們賺錢最終目的是為了塑造自身自

說者娓娓而談如春風拂面，听者如痴如醉心曠神怡。2月28日下午，羊城晚報財富沙龍暨岭南大講壇選擇了一個有史以來可能是最深奧的主題，然而主講嘉賓鄧曉芒教授那富有哲理而獨具匠心的話語深深地吸引了200多位來自佛山和廣州的中小企業家們。許多人直到听完1個半小時的《康德哲學与企業文化》的專題演講才离席沖進洗手間，然后又回來听“對話”。

几年來，中國企業界很流行用中國傳統文化“國學”、“儒學”等裝點自己；不過，企業文化作為一項管理方略卻是源自西方商界，且經歷了從“自在”到“自為”的過程———鄧教授解釋“自在”是西方哲學概念，即謂自身固有之物，它隨企業的存在而存在，企業不自覺地在培育。所謂“自為”則是講企業文化的存在和發展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意識地引導和精心培育。

“康德哲學与企業文化的聯系，是我頭一次探討；但是二者之間仍可以找到很好的鏈接點！”被公認國內康德研究學術權威的鄧曉芒教授坦言。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Kant）是德國著名的哲學家，以“批判主義”聞名于世，康德与盧梭一樣，是一個平民哲學家。康德說：“我生性是個探求者，我渴望知識，急切地要知道更多的東西，有所發明才覺得快樂。我曾經相信這才能給予人的生活以尊嚴，并蔑視無知的普通民眾。盧梭糾正了我，我想象中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學會了尊重人，除非我的哲學恢复一切人的公共權利，我并不認為自己比普通勞動者更有用。”

鄧曉芒教授認為平民哲學家康德的思想在當今中國企業界，尤其是打造企業文化方面，仍是有許多可借鑒之處。鄧曉芒教授在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中，仔細地分析了中國企業文化的三种特性，他解构“官商文化”是要進行改革的對象，“儒商文化”是一种過時了的理想，最有活力和生机的應該是“佛商文化”，但“投机心太重”，并沒有解決賺錢的“最終目標”困惑。最后，他借康德之“實踐理性”，試圖為中國企業家開拓出一條新型思維路徑。

專家論道1：信觀音其實是想要回報的

主講嘉賓：鄧曉芒

“企業文化”有三种

中國當前的企業文化，歸納起來有三种主要的類型：

第一是“官商文化”。由以往的計划經濟傳下來的，由官僚的壟斷權力所導致，現在官商文化在市場經濟大背景之下成了腐敗的溫床，有的學者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實際上帶有非常濃厚的封建色彩。我們國家現在也在致力于搞政企分离，要把官商文化解构，這种官商文化正在走向消亡。

第二是“儒商文化”。以儒家倫理作為主導的一种企業文化，講“君子愛才取之有道”。這個“道”就是儒家強調的“仁義禮智信”和“忠孝”，講誠信、講人性本善，講政治。儒商講“光宗耀祖”，最終服從國家民族的大義，有一种崇高感，比如電視劇《大宅門》里那些藥商就很講信譽。儒商里面也有成功的例子，特別是在北方，但是這种成功往往有一個背景，就是它常常与“官商文化”結合在一起。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拓展，儒商文化越來越淪為一种“偽善”，它標榜的是儒家的那套東西，但實際上是以一种更高明的方式在欺騙。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儒家是一种個人私德，是建立在企業家個人道德的私德水平之上的。這樣的道德原則与市場經濟的原則雖然有重合，但完全是兩碼事，所以儒商會走向衰落。

第三种，我叫做“佛商文化”。我听一個社會學家說過，他在香港作了調查，香港的企業家一般都信佛。廣東、台灣也是這种情況。中國式的佛家，特別是禪宗和淨土宗，“酒肉穿腸過，佛性心中留”，他不遵循佛教的一些戒律，戒律都是外在的東西，他相信內心，但內心并無原則，這种企業文化的實質是机會主義，他講運气，講財運，講机遇，講慧根，講頓悟。這种企業文化在目前的時間段上來說最适合我們市場經濟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它把与市場經濟相違背的規范都解构了，禪宗不承認什么規范，無形之中能夠容納市場經濟的規律。

內外雙方的原因造成了我們現在的企業家只能夠憑運气，當然可以努力，努力做什么呢？努力打通關系，努力搞好關系。

這樣的企業家為什么又要去賺錢呢？背后還是由于一种賺錢的欲望。但是如何賺？中國的企業家賺錢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消費，沒有一种統一的規划，都是為了個人的一些欲望，所以導致這個環境和發展之間尖銳的沖突。

“佛商文化”也有困境

總的來看，“官商文化”是要進行改革的對象，“儒商文化”是一种過時了的理想，最有活力和生机的應該是“佛商文化”。禪宗是“中國式的佛教”，跟印度西方的佛教不一樣，它是入世的，但是它保留了出世的態度。這种態度對于企業家來說有一种心理的調解作用，一個相信禪宗、相信佛教的企業家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較大的。

但是，“佛商文化”還是消极的、被動的，它能解构妨礙市場經濟的人為的規范，但是沒有積极的認知，他的行為都是憑借直覺和靈感，憑借運气到處鑽營、見机行事，但是它不懂商品的經濟規律。它背后起作用的不是商品經濟的規律，還是人的欲望。所以佛商的問題就在于有了錢發了財以后生活就失去了意義。佛商不提供終极關怀，佛家的四大皆空，一切都沒有意義。這种文化顯得低俗了，固然可以在某些場合之下比一般賺錢的人要超脫一些，但是精神境界層次是不夠的。

企業文化可借鑒康德

康德哲學是西方文化的一個結晶，它可以給我們建立現代企業文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康德講的實踐理性有兩個層次，一個是日常的算計，你要算計別人，別人也算計你。你在算計別人的時候你必須也要考慮到人家也在算計你，算來算去最起碼要實現“雙贏”。怎么樣才能雙贏？這需要用理性來協商。這是日常的“實踐理性”。

還有更高層次的就是“道德的實踐理性”，它不在乎雙贏与否，而在乎這個理性是否能夠不自相矛盾，能夠自我協調———合乎形式邏輯的矛盾利益的統一，自由意志能否從頭至尾，最后經邏輯推理認定而產生的一些可以接受的后果———這個行為就是“道德行為”。

我們講“誠”就是做生意要誠實不欺，就是“道德”的。但在康德看來這是很表面的，且不能算“道德”———只能算是“合法”，“合法”跟“道德”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講誠信的目的是“為了發更大的財”，而康德之“道德”含義是把發財先放在一邊，要完成自我人格———在這里，康德很強調人的動机。所以，中國式的誠信值得推崇、鼓勵，但是不值得敬重，只有為了自我人格完善的誠信才是值得敬重的，因為那才是真正的“道德”。雖然康德也認為，完全為道德而道德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們還是要把它當成一個理想設定在那里，我們就會對自己的社會行為有一個“反省”。

用這個觀點來反省中國人，我們可以相信如來佛，相信釋迦牟尼，相信觀音菩薩等等，但是，這個相信不是真正的來自于個人自由意志的信仰，而是与現實的回報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神靈可以保佑平安，發大財，可以帶來一切生活的美好。如果我一輩子都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我還能相信它嗎？！中國人為什么沒有西方人那种超越性的信仰？這有自身的文化根源。但是有一點是一樣的：西方人追求自由，我們也追求自由。雖然我們對自由的理解不高但是也可以有的，自由的概念是多層次的，最低的層次是我們能夠活下來就自由了，還有就是精神方面的。

所以“企業文化”，最高的境界應該是全人類精神財富的一种吸收，對人類的精神財富進行全方位的開放。一個企業文化程度自由層次有多高，就看他對人類精神財富開放程度有多高。我們雖然在一個企業里面，但是我們的眼睛對整個人類的歷史都高度關注，注意提高自己的自由度，成為一個“精神上的自由人”。而通往自由之路首先要“理性”，市場經濟的規律有一個基礎，就是把每一個人看作是理性的，能夠運用他的理性來作判斷。一個理性人就會尊重他人的人格，因為理性是推理的，推理就要推己及人，要推到他人會怎么想。尊重他人的人格，而且還要形成健全的法制，特別是公平和正義的原則要成為我們為人處世的最高的原則。

我們在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要超越企業的傳統觀念，比如企業里面的裙帶關系，比如說權力、特權，比如說對好人、坏人這樣的一种評价，人性本善或是本惡的評价等等，這些評价都是阻礙我們推動正義原則的障礙。我們要把每個人在人格上的平等當作企業文化的起點。有的企業家很懂得這一點，不僅僅把工人當作勞動力，也關注他們的精神生活，也尊重他們的人格。當然還有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門也要轉變觀念，要營造一個自由的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