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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

1920年出生于武昌，88歲。中國著名思想家。信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則，對當代中國諸多重大思想問題，均有論著發表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些論著已收入十卷本《王元化全集》。

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寫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員、代書記，主編《奔流》文藝叢刊。抗戰胜利后，曾任國立北平鐵道管理學院講師。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學、复旦大學兼職教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總編輯，上海文委文學處長，1955年受到胡風案牽連，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分子”。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現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名譽會長。

追著王國維喊“王小辮、王小辮”

清華園里的那些鄰居……

在上海拜訪王元化先生，是在瑞金醫院的高干病房里。進入寒冷的冬天，老人患了肺炎，現在已是康复階段。有几位朋友和學生來看他，都是當今學界知名人物，如复旦大學的歷史學家朱維錚，香港城市大學的朱隆溪和鄭培凱。我是在電話中和他約定訪問的，王先生竟因此記住了我的名字，并把我介紹給他的客人。我坐在一邊听他們聊。他們給王先生帶來了外面新鮮的消息，從台灣故宮的藏品到西方的歌劇，再到王元化小時候住過的清華……

說到清華，王元化先生就說起了小時候住清華南院時的鄰居，住1號的是趙元任，2號是陳寅恪，7號是王國維，而王元化一家住12號。他的父親王芳荃，与這三個鄰居在當時有“清華四導師”之稱。那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

王元化在清華南院一直住到7歲。這位大思想家說起小時候的事，臉上竟泛起了孩子般單純的笑容。他說，王國維的腦后拖著一條奇怪的小辮子，南院的小孩子們就給王國維起了個外號“王小辮”。每當王國維走過，他們就追在后面喊：“王小辮、王小辮！”王元化的母親對他說：“你不要笑他，他是這里最有學問的人。”

在他的小伙伴中，有個小女孩叫趙如蘭，是趙元任先生的大女儿，同王元化最為要好。王元化回憶起這小女孩，就說：“我現在最擔心我小時候的朋友趙如蘭，她現在在美國，听說她的身体不太好。”說到這里，他想起了一件事情，微微地笑了起來，說，趙如蘭有一本傳記小書，寫得很滑稽。她在書中說，她的第一個男朋友就是王元化。“當時我們都是几歲的小頑童呢。”他說。

几位客人儒雅有禮，他們有意給我讓出時間，不久就起身告辭。我抓住這難得的机會同王先生交談起來。

我們對魯迅的理解有偏差

蒙屈20多年平反后執著反思

羊城晚報：我們知道您一生經歷坎坷。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胡風冤案中，您堅持不說違心的話，不承認胡風是反革命，導致自己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您蒙受冤屈20多年，平反后發表了許多反思既定觀念的理論文章和著作。這种爆發力是怎么來的？

王元化：我是在1955年受到胡風案件牽連，被隔离審查期間，才開始接触哲學的，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這么思想集中地讀過書。我讀完了馬、恩、列的哲學著作，然后集中讀黑格爾的《小邏輯》，反复讀了四遍，是黑格爾把我從精神危机中拯救出來。我還集中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和《莎士比亞戲劇集》。我那時記下了讀書筆記，反思過去那些灌輸在頭腦中的既定觀念。我万万沒有想到，我喪失了身体自由，卻享受了思想自由的大歡樂。這些筆記在20年后都整理成文發表了，我后來的很多觀點，都是在1956年讀書時萌發的。

羊城晚報：很多人也閱讀這些著作，卻沒有導致反思。什么原因使您走向反思？

王元化：十七、十八世紀啟蒙學者開辟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們反對盲從，反對迷信，提倡獨立思考的意義，給予我很大的影響。

羊城晚報：您對“五四”的再認識是一次重要反思。您認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同既定觀念認為是“民主与科學”，有很大的不同。

王元化：“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銘中提出來的，很少被人注意，這倒是表現“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一。我認為“五四”時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個性解放方面，這是一個“人的覺醒”的時代。長期以來，人們用德先生和賽先生來概括“五四”文化思潮，我認為“民主与科學”能不能作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還值得探討。我認為“五四”精神的很多方面要繼承，但是“五四”本身有一些事，本身有一些錯誤的地方不能繼承，比如它的意圖倫理、功利主義、激進情緒、庸俗進化論等觀點。

羊城晚報：能不能詳細說一說？

王元化：庸俗進化論，這是指僵硬地斷言凡是新的必定胜過舊的；激進主義，指態度偏激、思想狂熱、趨于极端、喜愛暴力的傾向，它成了后來极左思潮的根源；功利主義，是指使學術失去自身獨立的目的，而作為為其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務的一种手段；意圖倫理，就是在認識論上先确立擁護什么和反對什么的立場，就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就形成了在學術問題上，往往不是實事求是地把考慮真理是非問題放在首位。

羊城晚報：能不能把激進主義展開一下。

王元化：無政府主義的激進思想趨向极端，破坏力很大。一說反對傳統，就主張全盤西化；一說漢字難懂，就要求廢除漢字，甚至主張連漢語也要廢掉，索性采用外語；一說反對舊禮教，就宣傳非孝；一說提倡平民文學，就反對貴族文學精英文化。我說的激進主義是指思維模式而言的，就是思想狂熱，見解偏激，喜愛暴力，趨向极端。它對不同陣營、不同時代的人都有可能產生影響。我是魯迅的崇拜者，喜歡他的小說的沉郁，也欣賞他的雜文，但是我們對魯迅精神的理解有偏差，以為論戰中越是寫得刻骨銘心，淋漓盡致，也就越是好文章。偏激情緒對于未經磨煉、血气方剛的青年來說，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你把我談魯迅的文章結合在一起，就可以明白我的看法。北大七十周年校慶時，報紙上有許多紀念文章，有一句歷史名言被人引用：“時代潮流，滾滾向前，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不喜歡這种帶有威嚇口吻的口號，潮流也不都是向著光明和進步的。如果潮流不論正和反，都因為害怕“逆之者亡”，都順著它走，如何保持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呢。

羊城晚報：您指出“五四”的主要思想成就是個性解放，但是個性解放在中國并沒有真正完成。

王元化：“五四”時期提出的個性解放是很重要的，因為中國傳統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壓抑個性。許多人是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左”傾化以后，才放棄個性解放精神的，像魯迅這樣伸張個性的思想家，也在那時說自己是屬于遵命文學的。一旦跨入遵命文學，就難免使自己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不受損害。三十年代他參与批評文藝自由和第三种人運動，是受到了极左路線影響。如果他當時不依靠政治信念，而是以自己的獨立思想來明辨是非，也許不會造成這种失誤。但他到了晚年，也逐漸領悟到了遵命文學是有弊端的。他勸蕭軍不要參加組織，認為“在外邊”還可以做些工作，恐怕也是同樣的心情。

把陳寅恪等人划入“舊營壘”有偏頗

“五四”的一些缺陷不應該繼承

羊城晚報：您在晚年，提醒學界要特別重視研究王國維、陳寅恪，您認為“五四”時期把他們划入“舊營壘”是有偏頗的。這种价值判斷是怎么來的？

王元化：王國維、陳寅恪他們有很深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長期以來促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升華。他們一直被划在“五四”范圍之外，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把他們看作只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冬烘學者。但是，他們對于“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追求是非常堅定的。他們的為學術而學術，他們的弘揚傳統，重建中國文化，是含有救亡圖存的動机的。如果以“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去衡量“五四”人物，褒貶的標准就會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教科書和思想史所贊揚的人物，將難以保持榮譽和威名。

羊城晚報：您過去也是認同對“五四”的既定觀念的，還把全盤繼承“五四”思想作為必須堅守的底線。這种變化是怎樣發生的？

王元化：你讀讀《我的三次反思》，可以看到當我擺脫了自己身上那些既定觀念，才對一些問題作出新的認識和評价的。我過去之所以造成認識上的偏差，原因之一是沒有充分掌握材料并對材料作出仔細的鑒別和考察。對“五四”作再認識，是受朋友囑托寫一篇《杜亞泉文集序》引起的。我發現過去所讀到的關于“五四”的資料匯編、理論詮釋以及關于史的著述，几乎都受到過既定觀念的導引，我對“五四”的認識，都來自于長期吸取的這些大量的既定觀念。這些資料只限于被既定觀念認定的改革、進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為落后、保守、反動的一方很少收錄，使人不能看到歷史的全貌和真相。我用了半年多時間，去閱讀那些沒有被資料匯編收錄的第一手資料。經過閱讀和思考，我認為“五四”精神當然要繼承，但是“五四”的一些缺陷是不應該繼承的。

羊城晚報：現在出現了尊孔尊儒的風气，大家把原因歸結到“五四”，認為“五四”割斷了傳統。

王元化：要小孩子讀經，當然是很不對的事情，但是“五四”和民國、“文革”的反傳統，也不大好。我們對傳統應該采取理性的態度。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尊重傳統，整個顛覆傳統，我不贊成。我說過王國維、陳寅恪他們弘揚傳統，重建中國文化，是含有救亡圖存的動机的。

羊城晚報：您對“五四”的再認識，在思想界文化界得到認同了嗎？

王元化：開始的時候很多人不理解。我是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不愿意在權勢或者各方面的壓力下生活，我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昨天有一個朋友打電話過來，他說過去不理解，現在忽然之間有點明白，他講我很同意你的意見。我們從來不打電話的，他通過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打來電話，說要跟我講話。我對我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而高興。我很尊重我的這些個讀者，有時也會收到一些間接轉來轉去的信。現在理解我的人越來越多，我真正的本心終于能夠被人理解。對我的理解就是對我的勉勵吧，一個人完全不被理解是很不幸的。

（采寫此稿得到了暨南大學蔣述卓博士、華東師范大學胡曉明博士的熱情幫助，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