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
2007年7月，一名河南籍入京務工人員妻子因產后大出血死在北京三院，并欠下53万元醫療費。醫院建議他捐出妻子遺体用于醫學解剖，這筆巨額醫療費即一筆勾銷。但當事人覺得無法承擔一輩子的良心債，經過長達半年的拖延，遂于昨日寫下一紙還款保證書，打算用106年、子孫三代共償此債（《京華時報》1月
25日）。
讀罷新聞，對于死者家屬拒絕院方用遺体抵債的建議，在有“死者為大”這樣傳統倫理的國度里，我們對家屬的決定下意識地抱有一份理解和同情。与此同時，對于醫院提出以尸抵債方案中所透露的逾越常規和違背人道的荒唐，我們或許也會下意識地感到憤慨。但出于情緒簡單地苛責院方無濟于事，且也有失公平。作為一家醫療机构，著名的北醫三院在漫長的47天里對危重病人進行了積极的搶救，無疑是令人稱道的；事后所欠的53万元醫藥費用，院方亦需要遵循自己的制度規章予以追討解決，難以因同情之心一筆勾銷，如若它沒有提出如此荒唐的解決辦法，自然也有可以理解之處。
當然，在中國特定的國情之下，在社會輿論或大人物的批示簽字的強大壓力下，欲使院方做出這种超越其運作常規的舉動，慨然加以勾銷，也并非沒有可能。但在千頭万緒的類似社會問題面前，期求非常規的渠道終究不是根本解決之道。
在面對醫療產業化所帶來的高昂醫藥費用面前，那令人惊愕的高額醫療費用，一個務工的農民家庭勢難承擔。但誠如院方辯白，醫院并非慈善机构，也需要經營生存。醫院值得指責之處，應該是它漠視了中國人的傳統倫理，触犯了現代的人道价值。但面對廣闊的社會，醫院如同病人家屬一樣，亦是一個渺小的個体，同樣不具備承擔道義的鐵肩。解构當事雙方糾葛的焦點所在，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缺損了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國家社會保障体系的介入。從新聞報道中我們也已知道，那位命運悲慘的農婦，生前既沒有醫療保險，也沒有農村合作醫療。面對這樣慘痛的局面，我們不由得要考問，在這個GDP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國家稅收超過5万億元的國度里，億万普通國民的生存保障仍然如此微薄，那么這些數字狂歡的真實意義究竟在哪里？我們距离倉廩實而知禮節的文化理想究竟還有多遠？
在眼前的這幕悲劇面前，或許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祈盼社會保障制度的盡快普及落實，以避免類似“以尸抵債”這樣的卑下怪象在我們的土地上重演。
（編輯：侯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