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殷紅

主席像司机，司机像主席

寫小說的人都知道外貌穿著是表現一個人性格的重要途徑。那么寫小說的人想過沒有自己的穿著也有著同樣的作用呢？在我的印象里，陳建功很少著“正裝”，春天一件粗布對襟襖，夏天一件不知穿了多少年褪了色的舊T恤，秋天一件洗不洗都不顯新的條

記得卓別林曾經有過一句名言，說是：“一個好女人要學會說不。”不知道對男人是不是也有如此要求。卓別林自己就是男人，可他沒說。反正陳建功就不太會說“不”字，這使他給自己除了繁忙的政務之外又添了不少閑事。我們机關有個保安員來自貧困的農村，酷愛文學，就為仰慕這座文學的殿堂，“別有用心”應聘到中國作協机關當門衛。他早就讀過陳建功的小說和散文，知道他就在机關大樓里上班后興奮不已，把寫好的兩部長篇小說揣在怀里上崗，天天尋找机會想看看能把《丹鳳眼》描寫得那么漂亮、能把《鬈毛》寫得那么生動的大作家。在他想象中，陳建功當是气宇軒昂、衣冠楚楚，几個月下來竟未尋找出想象中的陳建功。有一天小門衛實在不想拖了，“斗膽”問一位平日里出入總笑容可掬、虛寒問暖的“老同志”：我想找陳建功副主席，能告訴我他在哪個辦公室嗎？陳建功嘻嘻地問，我不像吧？當即陳建功接收了這位保安的作品，細讀几天專門約這位保安員到辦公室，拿出他細細批注過的兩部文本，就他的創作談了許多具体意見。自此，我們再也沒見過這個青年，他大概是帶著陳建功美好的祝愿去尋找美好的夢想去了。有一次陳建功“吹噓”自己為文學事業所做的卓越貢獻時說，我把我們机關的門衛都培養成作家了。

該記的都記，不該記的都忘

說陳建功記性不好，并不夸張。他的秘書每周都會仔仔細細地把他的工作日程按小時順位、排序，但仍不免會因疏漏而自責。有一次陳建功赶時赶點地到達一會場，邊走邊從口袋里掏發言稿。但工作人員惊訝地發現主席台上并沒設他的桌簽，赶忙攔住遲疑地問：您是在這個會場嗎？主席台上就座的領導們也忙起身迎接說，您來太好了，我們請還請不到呢！陳建功邊應對邊打電話給那個會議的主辦方，原來時間整整差了一個月。他沖生拉硬扯非讓他上主席台的那位同事調侃自己說，這會你們沒請我啊，我的發言和你們這會不對路。早知道是下個月的會，就不用昨天赶寫到半夜三點了。秘書跟在后面小聲嘟囔，這會本來就是下月，我還奇怪怎么今天突然加一會，都是我工作不細。

說陳建功記性不好，也有點冤枉他。凡他牽頭的工作，無論條例還是章程，他過目不忘，接受記者采訪時几乎倒背如流。凡他讀過的作品，越是細節處，他越表述清晰，評价准确。陳建功偶爾也會對一些人和事提出批評，看上去也像是疾惡如仇，但過不了几天別人再度提起此人此事，他不知是真忘了還是裝忘了，倒反問起原因和結果，看那表情的确是未曾“气惱”過。朋友們戲稱他“選擇性失憶”，不想記的事和不愉快的事全然不存心里。

作協有了好領導，文壇少了好作品？

陳建功的确不像個官。有一年《文藝報》請每位領導為報社寫新年寄語，因報社約寫“手寫体”掃描后使用，他的“手書”傳真過來：“我的手机號是1360×××××××，有事打電話。”不算名言，也不是警句，与官方語言更是差之千里，倒是言簡意賅，只是難煞排版編輯。就因如此，陳建功的手机號多年不換，在文學界他的手机號比任何人普及率都高，和大小作家都走得很近，凡事找他無不回复，混得一個“平民領導”的稱號。

陳建功早年到宁夏開會，當時剛剛寫作不久的一個山里娃在會上与他相識，自此無論寫大小文章都會發給陳建功請他指教。去年這個青年到北京，打電話給陳建功。陳建功准備擠出中午時間自掏腰包自帶酒水請這個很少能到北京來的孩子吃頓飯，沒想到會議駐地接他時，几乎所有人見了陳建功都像見了親人，或遠或近都曾和陳建功接触過，弄得主辦方只得把陳建功連人帶酒一塊扣下，吃了頓大鍋飯。席間陳建功一個勁儿說：你們讓我省錢了，我得多喝几杯！

陳建功夠得上是謙虛謹慎的領導，但不能完全戒驕戒躁。他偶爾也會為自己精心撰寫的作品研討會發言而洋洋自得。按捺不住時會從主席台上下來找個机會跟同行們表示：“怎么樣，我是認真研究了作品的吧，不覺得我談得挺有水平嗎？”大伙儿嘻嘻哈哈打趣一頓，再回到主席台上的他立馬換上一副謙虛謹慎的面孔。

不少人說，陳建功當官了，中國作協多了個好領導，中國文壇失去了個好作家。對此議論陳建功不服。不服有不服的道理，光為人作序、寫評論、寫賀信、寫發言，以及起草重大文學活動文件，365天天天都寫与事實不符，要說一年總得200篇并不失實。如果有誰嚴格要求說這些“官樣文章”算不上作家寫作，特別是算不上他的本行小說創作，那么說句公道話，對于一個小說家而言，作協高層領導的生活經歷是頗具獨特性的生命体驗。陳建功說，我的上百万字的日記就是几部小說的素材，退了休我就寫小說。

出水才見兩腿泥，好在离他退休也沒多長時間了，中國文壇是不是能找回一個好作家，讓咱們拭目以待吧。

（編輯：健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