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

仲裁成為牟利的工具，可能并不是主要目的，千方百計提高維權門檻，阻止有關勞動者進行維權，可能才是某些地方政府的主要目的

重慶詩仙太白集團的204名職工日前為討薪在申請勞動仲裁時，卻收到了一張34万余元的仲裁收費通知單。“維權高收費”一時成了當地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

盡管

這樣的仲裁顯然是一种牟利的仲裁，而不是為勞動者維權的仲裁。就目前仲裁与訴訟比較而言，不用說訴訟費已經降至很低，而且訴訟費也只需在起訴時預交一半，并且有經濟困難或者其他特殊情形可以減交、緩交、免交。但是，佘祥國等卻被要求在申請仲裁時全部交清，而如果要申請減緩免,則必須提供“低保證”，更為重要的是，當佘祥國等想直接向法院起訴要求仲裁委出具不予受理通知書時，他們也不愿意出具，這不明擺著就是要錢嗎？

仲裁成為牟利的工具，可能并不是主要目的，千方百計提高維權門檻，阻止有關勞動者進行維權，可能才是某些地方勢力的主要目的。如今，許多地方勢力在招商引資，他們要讓外資進來，就盡量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包括工人工資。因此，當發生勞資糾紛時，地方政府就有意無意地站在了企業一邊，阻止工人維權，提高工人維權的成本，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從而最大程度上地增加稅收。按照國家相關部門的規定，仲裁費包括案件受理費和處理費。勞動爭議案件每件受理費標准是：3人以下的，20元；4至9人的，30元；10人以上的集体勞動爭議案件，50元；處理費按實際開支收取。主要內容包括：鑒定費、勘驗費、旅差費，證人誤工補助等。与直接處理本案無關或超出國家有關規定標准(如旅差費標准）的開支不得列入處理費向當事人收取。由此可見，“按照標的額的1％預收處理費”的地方規定違背了國家的相關規定，變相地提高了勞動者維權的成本，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維權的門檻，最終達到保護企業主的利益。

如今，勞動者的維權成本高，維權門檻高，不僅体現在一些地方政府蚕食國家政策，通過提高仲裁費來阻止勞動者進行維權。更重要的是，由于目前我國實行的勞動爭議“仲裁前置”的程序，勞動者維權首先要經過仲裁程序才能提起訴訟。有些地方的勞動仲裁机關就通過各种方法，對勞動者的仲裁申請不予受理但又不出具不予受理通知書，或者受理后久拖不決，使得勞動者無法提起訴訟，或者在提請訴訟前就先處于不利的位置。這更是一道無形的門檻，使得勞動者告狀無門，維權步履維艱。

即將于今年5月生效實施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明确規定：勞動爭議仲裁不收費。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經費由財政予以保障。我們希望万州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能根据這一原則，根据佘祥國等人的實際情況，對他們的仲裁費實行“減、免、緩”交；也希望在《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生效后，地方政府能及時廢除与之相悖的地方性法規。更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轉變觀念，貫徹“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從保障民生的角度出發，不但要拆除仲裁費的有形門檻，更要拆除各种地方保護主義的無形門檻，使得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能及時尋求救濟，接近正義。

（編輯：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