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回憶親歷深圳發展的過程，表示解放思想必須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實踐

專題統籌/崔朝陽　傅漢榮

本版撰文/本報記者　尹安學

“廣東經濟發展有今天這么好，就是不斷解放思想的結果。沒有思想解放就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廣東的今天！”昨天中午，在深圳市委大院，原廣東省委常委、曾任深圳市委副書記、珠海市委書記的方苞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要解放思想，必須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實踐，“這是我不斷解放思想、親歷特區發展的最深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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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逃港是我們政策出了問題

方苞是深圳特區創立者之一。早在1974年，他兼任寶安縣委書記；1979年1月，寶安縣改為深圳市，方苞為市委副書記，1984年調任珠海市委書記；后來，任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

談起解放思想，方老感触很多。他說，要解放思想，首先必須到基層去，到實踐中去，到群眾中去，傾听群眾的呼聲，經受實踐的檢驗。

“受‘階級斗爭為綱’和傳統計划經濟模式的影響，我開始思想也是很保守的，條條框框很多，放不開。”

与香港新界毗鄰的寶安縣在香港有塊4000多畝的“插花地”。邊境群眾歷來有過境耕作習慣，兩地的農民和漁蚝民經常在同一片耕地或水域生產勞動。后來，邊境管理嚴格了，農民難以過境耕地，田地大量荒蕪，一些人就偷偷往香港跑。方老告訴記者，為防止群眾性偷渡外流問題，雖然也花了不少力气，但效果不明顯。

青壯年勞動力逃港了，家里缺少幫手，農忙時，很多農戶忙不過來，方苞就帶著縣机關干部下去幫忙。“我們到蓮塘、羅芳等邊境農村參加勞動，羅芳生產隊長陳天樂等基層干部，比較系統地向我反映，‘文革’以來的邊境經濟政策嚴重挫傷了他們的積极性，他們強烈要求改革開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陳天樂還帶著我走到深圳河邊，看界河那邊，我方的插花地一片荒蕪。陳天樂對我說，新界農民養魚養雞种菜，在香港市場自由銷售，一戶年收入可達20万－30万元，他們雇請的工人月工資也有1000多元；我們過境耕作受邊防管理嚴格限制，只能在境外農田种水稻，還要運回境內交售公購糧，所得無几，勞動比他們繁重，收入卻比他們少得多。這是境外土地丟荒的原因，也是社員外流香港屢禁不止的原因。

“我問他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他說要開放，恢复‘文革’前的邊境經濟政策，要借鑒新界農民發展經濟的某些做法。”

方苞當時就想：“遏制人員外流，是上級交給我的重要任務。過去一味指責農民逃港是片面的，哪個老百姓不想過上好生活啊？！我當時就覺得，大量群眾逃港，是我們的政策出了問題。”

方老回憶：“我是通過到基層參加勞動，听到群眾呼聲，了解了真實情況，才逐漸認識‘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傳統的計划經濟模式的危害，思想上的條條框框才逐步打破，這就是后來我敢于不斷往省委、部長反映群眾要求，提出建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