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記者　鄧瓊　本報首席記者　樊克宁

圖/本報記者　闕道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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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明

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畢業于台灣東海大學，1962年獲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后前往哈佛大學深造并取得博士學位。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學，1988年起曾一度擔任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并榮膺美國人文藝術科學院哲學組院士。現為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成員，聯合國推動文明對話杰出人士小組成員，并自1996年出任燕京學社社長至今，被廣泛認為是“新儒家”第三代的領軍人物。

作為繼儒學大家唐君毅、徐复觀、牟宗三之后新一代儒家的主要代表，杜維明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儒學复興”、“東亞文化圈”等話題之所以再一次進入人們的關注視野，与杜維明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對“新儒家代表人物”頭銜持保留意見

問：1987年內地有一個非常大的研究計划，叫做“研究海外新儒家”，由方克立先生主持，全國18個院校、47名學者參加，研究對象是十位現當代儒學研究的大師級人物，您也名列其中。自此“新儒家代表人物”這個頭銜就一直跟隨著您，您對此認同嗎？

答：我對此一直都是有保留意見的，但人們說得太多，我也就不一一辯駁，只是覺得它很有局限性。

我認為儒家的轉化經過兩個非常重要的階段，一個是西化階段，一個是現代化階段。所謂西化階段是從五四運動到建國（1919-1949）這30年，代表人物是馮友蘭、熊十力、梁漱溟、張君勱和賀麟。當時西方最主要的价值是人權、自由、科學、民主，如何用來改造儒家？比如儒家的“三從四德”備受批評，家庭問題怎么解決？婦女怎么解放？這是第一個階段，儒家有很大的改變。第二階段從1949到1979年，這30年在國內討論儒家的聲音基本上消失了，海外興起研究儒學的熱潮。此時海外研究儒學有兩個地方，一個是香港新亞書院，一個是台灣東海大學。這些學者如錢穆、方東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觀，他們是在拷問儒家的人文精神和全球碰撞的困境有沒有契合的地方。

嚴格地說，如果他們算前兩代，我是第三代，也都應該算現代儒學或者說現當代儒學這方面的。但是用“新”有很多問題，因為從五四以后大家都喜歡用“新”字，新青年、新思潮、新時代、新文學等，但在宗教或者精神文明則很少用這個觀點，而且，“新”出來以后，馬上就會有人說“我是后‘新’的”，“新新儒學”，甚至“新新新儒學”。

問：在方克立先生研究的十位“新儒家”中，除了熊十力先生，您見到過其中八位，這是非常難得的机緣。你覺得包括您在內的第三代新儒家比起那些前輩大師而言，最大的不同點在什么地方？

答：可能最突出的就是我們接触面更廣。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馮友蘭、胡适与杜威的關系就是師生的關系，從來沒有想到杜威是他們的同輩，或者可以互相辯難。而我們這一代在海外所接触的，不管西方再好、再知名的學者，多半都是平等對話，所謂國際化程度高，也用不同的語言。還有全球化趨勢的出現，所以我們現在所要考慮的問題是以全球人類將來發展所碰到的困境和所可能有的契机。

儒家文化如何回應人類文明的困境？

問：現在一般人們把儒家從曲阜地方文化變成中原文化作為第一期，它是受到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子百家的批判然后發展；第二期就是指宋明一直到19世紀中葉，主要是受到佛教的沖擊；而現在第三期毫無疑問是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您的工作重點是什么？

答：第三期的一個重要工作，一開始都在中國大陸，從1919到1949年，就是儒家傳統受到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所帶來的核心价值（比如說科學、民主乃至自由、人權）沖擊以后如何做出回應。到了1949年以后，在台灣、香港，儒學研究要處理的主要就是人文精神重建的問題，這是唐君毅先生一句話。也就是說，儒家所体現的這种比較寬廣的人文視野，在現代社會有沒有一個參照的价值，還有一方面重建人文精神、一方面批評現代性弊病的問題。我們做的工作，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些學者，都是為儒學的現代轉化創造一些條件。

我的工作基本上繼承他們。中間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核，就是儒家文化到底能不能用非漢語來表述，用外國話，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對于21世紀，從人類文明發展所碰到的困境，就是生態環保、社會解体、恐怖主義、市場經濟……面對現在人類所碰到的重大課題，儒家作為一种人文精神，它有沒有丰富的資源可以幫助做出一些創建性的回應，不是即興演講討論式的回應，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論体系，有比較深刻的哲學內涵。———這是我對自己工作的自我期許，因為真正好的成果還沒有做出來，至少還要再干十年吧。

認為儒學會成為顯學是不現實的

問：您投入了那么大的精力來作溝通儒家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工作，但為什么又說儒家思想并不需要弘揚？此外，人們公認你是中國傳統文明對世界的“揚聲器”，對此你怎么看？

答：我有這樣一种感覺，這些標簽，宣傳、弘揚、旗手、揚聲器……這些對我講起來都是一种警告。其實，我很不愿意做一個“揚聲器”，因為那樣的話，揚聲的內容你不能塑造，你就是一個擴音器。“宣傳”在國內是一個健康的名詞，但是在國外、海外，這個詞的意味是你自己本身對它不一定有認同或者深刻的理解，“弘揚”也有這樣的問題。所以如果從學術或思想來看，真正扎實的學術工作都不是靠弘揚、宣傳或者揚聲器、旗手來完成的，都要靠比較深刻的反思，或者以此為基礎。

問：在國內一直存在一种爭論，或認為儒家思想將在21世紀重振旗鼓，并彌補西方文明的某些缺陷；另一种意見則認為儒家思想早已過時，今天談复興儒學只是一种怀舊行為，不會有真正的結果。你如何看這個問題？

答：我當然兩种都不贊成。第一個呢像儒學的進一步發展和复興的勢頭會越來越猛，這至少是我個人的感受。雖然儒學在中國本土160余年來被邊緣化，而且被中國最杰出的一批知識分子批評。但是我認為，五四時期那些對儒家文明批評最嚴厲的人，就比如魯迅、胡适、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倒是為儒學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极重大的貢獻。因為他們是把儒家的陰暗面用放大鏡把它擴大，如果儒家經過那么嚴厲的批評后還有生命力的話，開句玩笑———它是有金剛身了。

如果有一批人嚴肅地說，現在要正式地、全面地批判儒學，我愿意參加。但是，与“五四”時期最大的不同在于，假如對其精華不加以發揚，你要想批判拋棄它的糟粕不可能，這兩個工作必須要同時做。

在這一种情況之下，就認為儒學不僅會發展，而且會成為顯學，甚至會有所謂“中國人的時代”、“儒學的時代”，這也是非常不現實的，而且沒有真正的任何客觀基礎。因為文化多元現在已經成了大家公認的事實。

儒家的人文不是反宗教的

問：今天國內思想界不時有人把儒學与宗教并列，且認為儒教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有其存在的跡象，對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答：“儒學”，就是一种學術研究，但“儒教”之“教”有各种不同意思，其一就是“教化”，比如在香港有個孔教會就是這個性質。但是我覺得，儒學、儒教都是儒家，儒家的觀念可能比較有涵蓋性。如果把儒教作為純粹的宗教來說，有印度尼西亞的華人真正這么做，有一百万多人，香港的孔教會也有宗教的成分，日本也有儒教，“儒教”這個詞就是日本人常用的，比如“儒教文化圈”。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一种人文，但這种人文不是一种反宗教的人文。西方的人文主義就是反宗教的，同時對自然是有一种侵略性的。那么如果儒家變成一种宗教、跟其他宗教又形成對峙，這對于儒家進一步發展是好還是坏呢？儒家需不需要成為一般意義下的有組織的宗教呢？我認為都不需要。

（編輯：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