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首席記者 樊克宁 本報記者 鄧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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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
1933年出生。考古學家、歷史
學家、古文獻學家、青銅器鑒定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
質疑《古史辨》引發20年論戰
思想方法深受侯外廬影響
羊城晚報：在一般人印象中，從事古文字工作的人是“生活”在古史中的，可您是一個能夠不斷提出新觀點和新思想的學者，是一個敢于按照內心想法說話和做事的人，尤其是質疑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引發了長達20年的論戰。您這种個性是怎么形成的？
李學勤：這要從我的個人興趣說起。我有一個特點，特別喜歡符號，凡是看不懂的符號我都喜歡，從非常小時就有這种傾向。1951年我入清華大學哲學系，1952年調到中國科學院，在那里一直工作了50多年。我的經歷光在网上找，有些東西你們很難理解。我到科學院歷史所上班以后，就當侯外廬先生的助手，類似秘書。侯外廬先生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是中國思想史學科的奠基人。
羊城晚報：您跟著侯外廬先生，受到了什么樣的影響？
李學勤：最重要一點就是重視理論。在歷史研究方面，侯先生常說，如果只會考据不能成為歷史學家，必須提高到理論的水平。這一點最初我听起來還很不好接受，因為我本來就是學考古，學古文字的嘛，可是他這個說法完全正确。因為你做的工作可能是材料方面的，可你站的高度、你的眼界要有理論的高度。就是把任何一個歷史事件放到一個大的背景當中來考察，有這個高度和沒有這個高度是非常不一樣的。
還有一點是重視原著。他是中國第一個把《資本論》第一卷全部翻譯過來的人，而且是從德文直接翻譯的。他要求你讀原作，直到現在我都感覺好處太多了。比如侯外廬先生上個世紀40年代就指出“封建”這兩個字翻譯得不對，因為中國古代所謂“封建”是非常古老的，classic的，而不是相當于歐洲中世紀的這种“封建”。這個詞是日本人翻譯的，大家都用慣了也就改不過來了。侯先生就曾說這是“語亂天下”。類似的情況還有。那么我就有了一個体會，你要真正想研究一個什么問題，還必須得通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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