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1937年1月，首次在西方媒体露出廬山真面目的未來中國歷史舞台上的主角毛澤東

美國觀察組顯然在1945年的紅色延安受到了禮遇。毛澤東坐在這輛繳獲來的美式吉普車里，帶領觀察組的人員，暢游在西方人眼里神秘的延安。毛澤東的自信与异于國民党管制層的平民風格，在西方得到了稱贊。

1937年新年，《時代》照例一年一度評選年度封面人物，這一次，他們評選的1936年年度人物是辛普森夫人———英國王室變故中的女主角。

從新聞的轟動效應而言，辛普森夫人當年确實超過了所有人，無論是西班牙內戰硝煙中引入注目的佛朗哥將軍，還是中國西安事變中的主角張學良、楊虎城和蔣介石。

然而，從對未來歷史產生重要影響的角度來回顧當年，我們便會發現，在1937年年初亮相的人物中，真正具有世界意義和歷史轟動效應的，顯然不是《時代》封面上這位身著黑色禮服、悠閑地坐在天幕之下的辛普森夫人，而是另有其人。這個人就是1937年1月在《生活》雜志出現的毛澤東。神秘的中共領袖、未來中國歷史舞台上的一個主角，第一次在美國(也可能是在全世界)露出了廬山真面目。

《生活》雜志由《時代》的創辦人盧斯于1936年11月19日在紐約創辦。如《時代》一樣，《生活》創刊伊始就對中國有著濃厚興趣。于是，我們將在盧斯的媒体帝國的兩個重要雜志上，不斷讀到相互呼應、相互映襯的關于中國的報道。

對于一生關注中國的盧斯來說，《生活》創刊适逢其時。隨著西安事變的爆發，与中國有關的人和事，在1936年底、1937年初成了世界媒体關注的焦點。電影也不例外。此時，根据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小說《大地》改編的電影正在好萊塢拍攝。与盧斯的經歷相似，賽珍珠也是美國傳教士的后代，在中國的江蘇長大。她熟悉中國、熱愛中國，她筆下的中國人物，經好萊塢導演的創作而變得家喻戶曉。1937年1月18日，《生活》雜志專題介紹了這部電影的拍攝情況。不過，真正讓眾多西方讀者感到好奇、感到震動的中國人，不是賽珍珠筆下虛构的文學形象，而是現實生活中几年來一直行蹤不定、神秘的、被蔣介石稱為“赤匪”的紅軍領袖。

《生活》在創刊兩個月后，于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這期雜志，從第9頁起用數頁篇幅發表了一組照片，標題是《中國漂泊的共產党人的首次亮相》。這些照片的作者，是美國記者斯諾，几個月前他剛完成在陝北“匪區”的探險，從紅色首都保安(今志丹縣)回到北平。据斯諾的傳記作者說，《生活》雜志為發表這批照片，向斯諾支付了1000美元，在當時這是很可觀的一筆報酬。盧斯的新聞敏感与魄力，由此可見一斑。

毛澤東的大幅照片在第9頁上發表。在斯諾為毛澤東拍攝的所有照片中，那張頭戴八角帽、神情沉著、面容清瘦的肖像無疑最為著名。毛澤東喜蓄長發，從來不愛戴帽子，斯諾為拍照而特意將自己頭上的八角帽戴在了毛澤東頭上。拍照時，一位來自美國的醫生也在現場，他就是后來長期生活在中國的馬海德。1960年，斯諾重訪中國時，馬海德又回憶起當年情形，“在周圍的人里，只有你給毛澤東戴過一頂帽子。那時，他的頭發很長，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頂帽子還像個軍帽。這就是毛澤東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由來。多少年來，它出現在書籍、報刊中，現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館。”馬海德說得不錯。斯諾拍攝的這張毛澤東肖像，真的成了經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國廣為印刷發行，到處張貼，家喻戶曉。不過，當它第一次与西方讀者見面時，《生活》只有這樣一個簡略說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頭值25万美元。”

《生活》在發表斯諾拍攝的這些照片時，還配發了史沫特萊的照片和她所寫的關于西安事變和中國局勢的文章。“編者按”說：

中國共產党的軍隊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將近10年的時間里，他們行蹤不定，与蔣介石委員長的國民政府進行戰斗。下面發表的這些關于漂泊的紅軍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帶到國外。他們的領導者毛澤東被稱作“中國的斯大林”、或者“中國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國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國同盟者史沫特萊，她原是一個中學教師，目前正在西安的共產党廣播電台工作，那里上個月發生的綁架蔣介石的事件已經結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毛澤東八角帽上的紅星，在紐約開始閃耀了。這是多年來處在劣勢的毛澤東和中共首次以贏家的姿態出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無論對中國現代史的發展，還是對中美關系大起大落的演變，這都是歷史性的亮相。盧斯也是贏家。他和他的雜志，有幸站在了一個最具歷史意義的轉折點上，以他的職業敏感和魄力，介入到了中國的歷史變革中。

斯諾更是大贏家。斯諾30年代曾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后來成名的中國記者、作家蕭乾是他的學生。蕭乾先生曾告訴我，斯諾當年喜歡賽馬，喜歡一賭輸贏的快感，曾在一次賽馬中大贏過。無疑，斯諾天生具有冒險精神，他大學畢業后決定來到中國就是來進行一番遠東冒險。

1936年10月，斯諾完成了3個多月的陝北秘密之行，回到北平，帶回了大批采訪素材，包括毛澤東和他的長談。1936年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開始刊登斯諾的《毛澤東訪問記》。斯諾頓時成為全世界的記者明星，他的一生功名也由此奠定。

20世紀有不少外國記者來中國冒險，而斯諾的陝北之行，堪稱最成功的、最具歷史震撼意義的一次冒險。

在眾多外國記者中，斯諾更深地介入到了中國的政治之中，而且延續時間最長。從結識魯迅開始翻譯左翼作家的作品，到參与發起“一二·九運動”；從陝北冒險寫出經典之作《紅星照耀中國》，到上世紀60年代初重訪中國，寫出后來被認為因受到“蒙蔽”而“片面”報道現狀的文章；從在“文革”期間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到向美國政府傳遞毛澤東發出的希望中美和解的信息……

介入如此之深，乃至斯諾夫人海倫在回憶1935年他們參与策划“一二·九運動”時，曾非常自豪地說：我和斯諾發動了一場革命。

斯諾夫婦顯然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作用。這大概是一般在中國的西方人的特點。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總是具有無法替代的作用。他們的眼睛只看到了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而忽略了水底的巨大存在。他們只顧自己在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或者陶醉于自己的指點江山，以為他們是導演或者舞台調度。實際上，他們本身只不過是演員，真正的導演、真正的主角，潛隱在他們看不見的角落。

然而，他們畢竟是演員，處在中國歷史事件中的關鍵環節。在這一點上，斯諾仍然可以說是一位大贏家。

（編輯：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