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琪

城市中的拆遷戶就像偶發性的流民，如果不想做釘子戶，就得領著不滿意也得接受的補償，告別故地，隨遇而安。由于生活的變遷，年齡的增大，職業的動蕩，這個群体少見日子越來越紅火的，倒是矛盾積累、代代相傳

昨日不少媒体都報道了廣州100多戶回遷戶的公房變“私房”，房租暴漲20倍、上訪四

當年這100多家早期拆遷戶，在上世紀90年代回遷后一直被安排租住公房，簽訂了公房租賃合同，享受著4元/平方米的低廉租金。后來卻因為開發商由國企換作了民企，租戶們就倒霉了，租金變成了12元/平方米，一樓則需支付原來的20倍月租。這群拆遷戶很不幸，他們掉進利益糾葛的陷阱，成為犧牲品。如果事實清晰，責罰明确，估計也不會拖到現在仍然沒下文，民眾也不會去一次次幻想政府特別關照。看來不是政府有意無為，而是市場机制擊中政策法規漏洞所致。政府部門未能及時應對市場的失效，實施有效救濟，才會導致這市場化租金的悍然出現和惡化。

城市中的拆遷戶就像偶發性的流民，如果不想做釘子戶，就得領著不滿意也得接受的補償，告別故地，隨遇而安。由于生活的變遷，年齡的增大，職業的動蕩，這個群体少見日子越來越紅火的，倒是矛盾積累、代代相傳。如今這拆遷戶遭遇就是政策的鏡鑒，租金暴漲就是沉積矛盾中的一顆火星。如何扶助城市邊緣人，從法律層面防止其利益受侵害，是一种無可避免的政府責任。拆遷戶本該擁有的知情權、优先居住權或購買權已經被一一蚕食，才有了今天的掙扎反抗。屢屢上訪除了督促政府正視其權益外，效果其實叵測。因為部門生態的牽掣，行政效率的彈性，為民立場的遲疑，潛規則對法律尊嚴的削弱，一切都強于長官在公開場合的表態。面對如此膠著的境況，很難有一個迅速擺平的結局。或者說結局早已到來，只是執著的拆遷戶不愿承認罷了。城市擴張中，深陷弱勢者的結局已上演多次，很不幸大多都成為一頁檔案記錄罷了，希望這次是個例外。

（編輯：曉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