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六八

半斤米飯下肚，好像擔沙填海，毫無作用，經常是還沒有到收工時間，肚子就餓得咕咕直叫

梁云平／著

然后把砍倒的小樹和灌木堆到大樹跟前，燃燒的沖天大火把大樹的葉子和細枝一燎而光。被扒了皮的樹又被沖天大火一燒，再也長

因為黎族人种庄稼既不管理又不施肥又不鋤草，地力損失很大，所以他們种的地，只能种一年，頂多兩年就不能种了，再种也長不出庄稼了。

在衛星農場的第一個春節

那是上個世紀的事了，大概是1969年吧。

再過兩天就過春節了，這几天我們勞動的時候談論的話題都是春節或者和春節有關的事情。湖南籍的老工人說他們老家春節是要殺豬，要做腌肉，腊雞腊魚，除夕晚上要吃十大碗，都是雞、鴨、魚肉，從除夕吃到十五。廣東籍的老工人說在他們老家過年要吃四圍酒，又說四圍酒是什么什么內容。說得我們眼睛里全是雞鴨魚肉，很想馬上就能吃到口。這段時間，食堂的伙食越發不是東西了，前段時間的南瓜蘿卜干已經吃得我們臉都成了青的了，現在連南瓜蘿卜干都沒有了，居然給我們煮起醬油吃了，打飯的時候一人一瓢摻了水的醬油，那醬油因為摻了水而不夠咸就又加了鹽。一天三頓吃煮醬油跟宣傳的大好形勢大不相稱，食堂還創造了煮南乳（類似于北方的醬豆腐，不過不是豆腐做成的，是芋頭做的，也是紅色的，比醬豆腐要大一些，味道差不多），把南乳攪得稀爛再加上鹽摻上水用大火煮開，依樣一人一瓢，吃得我們一個個直反胃。對于這樣的伙食，我們還不能流露出絲毫的不滿，否則有貪圖資產階級享樂之嫌。我有時也在捫心自問，這樣的日子那些老工人已經過了許多年了，為什么他們就能行而我就不行呢？是不是我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太厲害太嚴重了。由于沒有油水，加上勞動量大，我們的飯量大增，從剛來時的二三兩，變成八九兩了。半斤米飯下肚，好像擔沙填海，毫無作用，經常是還沒有到收工時間，肚子就餓得咕咕直叫。我從廣州帶來的飯兜已經不夠大了，我又買了一個比臉盆小不了多少的飯兜，每頓八九兩米飯堆得冒尖。

因為這是我們長這么大第一次在外面過年，每個同學的家里都寄來了腊肉腊腸、煎堆油角、朱古力奶糖。這都是廣州的父母從牙縫里省下來的，我們的戶口已經遷出了廣州，享受不到這些供應了。有個老工人送了几只炒米餅給我吃，很香，很好吃，我問他是怎么做的，他說是把米炒熟了磨成粉做成的。我說能不能給我做一些，他滿口答應說行行行。我就到食堂拿飯票換了几斤米委托他給我做一些。那几天我們每天都吃得滿嘴流油，紅光滿面。

由于過年那几天我們都是在老工人家蹭飯，或者去其他隊的知識青年處串門蹭吃去了，所以，我們分的肉基本沒動，我們把它炖了一大鍋，准備過完年慢慢吃，誰知在我們過完年第一天放工回來，卻發現整整一大鍋肉都不知被誰家的狗偷吃光了。那口臉盆似的大鍋側翻在地上，周圍密密麻麻地布滿了蒜瓣似的腳印，几乎把我們气死了。

我當牛倌

農場給了我們隊一頭大水牛，用它來拉伙房每天做飯燒的柴草。隊長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以前在隊里屬于落后分子，經常受到不點名的批評甚至點名批判，現在讓我放牛，這是組織對我的信任，他們不怕我把那頭牛毒死，足見他們把我看成了“自己人”，這使我有點受寵若惊，有一种揚眉吐气、翻身當家做主人的幸福之感。我至今仍怀念和牛在一起度過的難忘時光，想念那頭我親手喂養過的頗通人性的牛。

這是一頭大得嚇人的水牛，身高体壯，膘肥肉厚，全身烏黑閃亮，特別是它那兩只大角，彎弓一樣，不靠前，不朝后，在額頭上攏成兩個半圓。

放牛是一項比較輕松的工作，每天出工的時候，我先把牛車赶到樹林里，把牛卸了套，讓它吃飽那帶露水的青草，再撿上一些干枯了的樹枝裝在牛車上，看看太陽當頂了，我就騎在牛背上高唱著：穿林海跨雪原气沖霄漢，……

一開始，我怕牛跑了，牽著韁繩，寸步不离，牛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后來覺得這樣太累，牛在那里吃草，我只能樹樁子似的在那里傻站。于是我想了一個很好的主意，我把牛韁繩放得長長的，又在繩頭上捆了根棍子，這樣牛有一定的自由范圍，又跑不了，因為那根棍子會被灌木拌住。這樣一來，我就很舒服了，每天把牛車赶到樹林里，把牛卸下來，找一個水草茂密的地方，讓它慢慢地吃草,這時候，我就找一個陰涼的地方，舒舒服服地躺著看半天書。約摸著收工了，隨便撿几枝干柴就回家吃飯了。樹林里的干柴很多，我們十來個人吃飯也用不了多少柴。

（編輯：健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