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要案頻發的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
“東星輪”千万港元海上被劫案,東莞“雙尸案”,“9601”特大販運海洛因案,番禺1500万元押款車被劫案,“世紀賊王”張子強……只看標題,也能知道,無論是犯案手段、涉案金額還是社會危害性,每一樁都是惊天動地的大案。而這些大案,無一例外地都發
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是那几年,為什么是廣東?
陳紹基:大案、要案頻發的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以后,廣東經濟高速發展:外來投資增多,經濟活動空前頻繁,人財物大流動,流動人員大量增加。而与此相對應的,是管理方式、法律法規相對滯后;社會矛盾增多,治安面臨很多新情況、新問題。
比如重大火災事故頻發。深圳、東莞這些最早發展起來的地區,情況最為嚴重。那時候“三合一”的企業很多:一棟大樓,地下是倉庫,中間是生產車間,上面是宿舍。厂門、窗戶都用鐵條焊起來,一發生火災,工人逃生無路,往往一死就是几十人。
再比如當時嚴重的走私問題。除了不法分子,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一些執法部門都在走私。不僅大量走私小汽車,有的不法分子還在香港偷游艇、泥頭車,走私到廣東銷贓。
還有各种娛樂場所雨后春筍一樣遍布南粵,賣淫嫖娼、吸毒販毒、賭博,各式各樣的犯罪活動寄生其中。有的基層政府和執法部門對這些違法犯罪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禁黃、禁賭、禁毒的工作很難推動。
再加上上世紀90年代,香港面臨回歸,人心浮動,犯罪分子乘机作案。“省港旗兵”就曾轟動一時。什么叫省港旗兵?就是從廣東雇請犯罪分子到香港作案———打劫銀行、打劫麻雀館。這些問題也影響了一些香港商界和市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紛紛籌划移民、向境外轉移資產,影響了香港的社會穩定。
很多大案、要案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出現的。很多以前從沒有出現過的惡性刑事犯罪,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不斷發生:搶劫押款車、持槍搶劫銀行,這些在以前都是聞所未聞的。
(編輯:Rob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