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屢屢見諸報端的大案，如同連串警鐘，讓一些單位和部門認識到：制定更為規范的制度、做好更為周密的防范工作，最大限度地預防大案的發生，遠比“出了案子去抓賊”來得好。

1995年12月和1996年4月，在廣東兩地接連發生的“12·22番禺1500万元解款車被劫案”、“中山4·15殺人搶劫銀行案”，就是促進廣東金融机构全

在番禺“12·22”案發案前，一般銀行從押款車上接款的程序都非常不規范：押款車司机到達銀行門外時，按三下喇叭，銀行職員就出來接款，而車上的持槍經警通常都是坐在車內，并不下車。“12·22”案的案犯正是利用了這個漏洞，在押款車剛到達銀行門口時，拉開車門將經警射殺在車內，并將押款車劫走。

而中山“4·15”劫案則更加明顯地暴露出銀行网點脆弱的安全体系：持槍案犯是直接踹開儲蓄所鎖著的大門，將三名儲蓄員槍殺后劫款逃跑的。

兩案發生后，《羊城晚報》除了對案件偵破進行了詳盡的報道外，更提出了《多過米鋪的銀行如何加強防范？》的深層話題，記者還進一步提出了“對金融系統內部人員的管理問題”：兩案都是銀行內部人員參与作案，誘因都是因為賭博。

兩起案件結案后，金融系統的解款車全部改用防彈車，儲蓄所的門和玻璃也全部采用了防彈玻璃；通往儲蓄所辦公區的門也由一道門，改為了兩道甚至三道門；押款程序重新規范，持槍經警在交款時，必須在解款車的四角持槍站立，再由銀行職員接款……此后至今，類似的大案几乎絕跡。（黃麗娜）

（編輯：Rob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