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海外關系”，心里總是有一种百味摻雜的情感

□謝莉莎

我媽媽的故鄉在廣東台山，那是全國著名的僑鄉。我的曾外祖父在十九世紀末期，就被“賣豬仔”到了美國，才十几歲。他做過很多苦工，也目睹過許多華工的不幸。每隔三四年，他就回國一次，娶妻、蓋屋、買地。年老以后，

外公在1947年回到國內，第一次見我媽媽，她已經17歲了。那段日子，是外公和我媽媽相處最長、最親密，也是唯一的日子。他想在國內找一份工作，但始終沒找到，只好又回美國去。外公在香港机場与我媽媽离別時，抱頭痛哭，答應一定要申請她去美國。果然不久，媽媽去美國的簽證辦好了，只等飛机票。就在此時，媽媽卻作出了影響她一生的決定———毅然響應新中國的召喚，從香港回到廣州，參加祖國建設。當她跨過羅湖橋，看到第一面五星紅旗的時候，感到很光榮和自豪。當然，她還不知道將要為此付出的親情代价。

媽媽在廣州讀完大學，當了一名大學教師，后來与我爸爸成家，有了我和弟弟。父母和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一樣，從來都對党對祖國忠誠和熱愛，任勞任怨。不管是經濟困難時期，還是歷次政治運動，都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更沒有后悔自己當初的選擇。我媽媽從不隱瞞自己的“海外關系”，每次政治運動她都向組織反复交代，也從不拒絕組織給她的各种“鍛煉机會”。在那极左年代，她遭受的委屈和不公平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漸漸地她与我外公的聯系越來越少了，后來就中斷了來往。

外公對我媽媽不去美國很失望也很生气，但他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后來他又找了一位妻子，并生了四個儿女。他在美國，也知道中國的情況，大概不想給我媽媽添麻煩吧，后來很長時間都沒有了書信。

就這樣，一隔二十几年。到了70年代初，中美兩國關系開始正常化，忽然，我們收到了一封從美國寄來的信。當時我爸媽在下放，我和弟弟就住在當年外公買的、后被人占住了的那棟僑房的小“天棚”上。我們把信轉寄給下放的父母，才知道那是我們很少听說的外公來信了。外公把信寄到老房子去是想試探一下能否聯系上我們。其實，外公二十多年來一直都在牽挂著我媽媽呢。

那已經是“文革”后期，信件來往還是小心翼翼的。外公第一次認識了我們，我和弟弟也是第一次了解在美國的外公和其他的親人。我的那些舅舅阿姨們，在美國生長，雖受到良好的美國教育，但不會看中文，基本不會中文對話，加上長時間不來往，對我們比較冷漠是不足為奇的。

改革開放后，家的狀況有了很大改變，父母從下放地回到了廣州，僑房收回來了，弟弟考上了大學，日子眼看一天天好起來，國家也正一步步走上正軌，我們跟外公的關系也在加深，我們都有很多的期待。然而，在1981年，突然收到噩耗，外公患癌症不幸去世了。媽媽十分悲痛，想不到當年一別如今竟成永別！

我們不是圖“海外關系”給我們帶來什么實惠，而是希望能維系這种血脈親緣而已。

到了1999年，我媽媽終于踏上了美國的土地。她和我爸爸前往美國探親，見到了她的弟弟妹妹，也到了外公的墓地去拜祭。她的弟弟妹妹后來說，想不到我媽媽在我外公墓前哭得這么傷心。

我和弟弟對前輩的遭遇十分理解和同情。如今我們都是所在單位僑聯的會員。每當要填寫什么個人情況的表格，面對海外關系那欄，我們會鄭重地寫下那些海外親人的名字，心中亦會升起無限的感慨。

他們回報故土的執著令人感動———

當年的一名美國筑路華工陳宜禧（圖中男家長），62歲時毅然回鄉，以他的心血之作新宁鐵路，譜寫了華僑實業救國最耀眼的篇章

（編輯：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