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壯

要与來自資本主義社會香港的母親見面，我興奮之余又顧慮重重

我出生于上世紀40年代粵東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父親早逝，遺下一個姐姐、一個哥哥和我。因無力撫養三個孩子，母親把僅九個月大的我送給他人。快高中畢業時，我才知道，迫于生活，母親在解放前已赴香港謀生了。1968年，我大學畢業

7月27日上午10點鐘，我早早來到大沙頭廣九火車站。站在大榕樹下，翹首以待。一撥一撥的旅客出站了，不時有穿著光鮮的“港客”，挑著或拎著大包小包行李出來，卻未發現有我日夜思念的母親。忽然，一個衣著干淨、挑著擔子的婦人邊東張西望，邊吃力地走來。我對照母親寄來的照片，很不好意思地上前詢問：“您是媽媽嗎？”對方吃力地盯著我，又看看我手上的照片，露出笑意，我們相認了。

接過母親的擔子，一頭輕一頭重的，我很奇怪，媽無奈地說：“听說國內物質缺乏，買棉胎要結婚證，買衣服要布票，每年一丈三尺六寸。所以買了一張棉胎和十一碼布（當時海關規定只准帶十二碼布）給你。過關時，海關把我的東西倒在一個角落，說‘要么帶11碼布，要么帶棉胎，其他統統不能帶！’再三懇求都沒用。于是，把布和衣服都留在了海關，只挑了棉胎。”母親的眼睛不覺紅了起來。我不斷安慰母親，感慨万千，這是母子血肉親情的見證，是母親送給分別25年的儿子的一份沉甸甸的見面禮啊！

來到沿江路，在“沿江旅店”租了個房間。沿江路本來是廣州的商業旺地，銀行、酒店、飯店林立，此時正值“文革”，市面蕭條。飯店雖營業，卻冷冷清清，好不容易找到一間餐館，門前早已排起長龍。再走到人民南，總算在一間接待外賓的館子，要了一盤餃子。以后几天，吃飯成了最花時間的煩事。我倆每天早上9時多即去排隊候位，12時多才吃到飯。下午3時多又得前去候位，等待晚飯了。几天里，就這樣在不斷排隊用餐中度過。

母親很希望看看我工作的地方，了解我的生活狀況，那時我分在佛山地區，帶著她乘車輾轉來到我工作的縣委大樓外，只敢讓她在圍牆外的荒地坐下，遠遠遙望儿子的工作單位和宿舍。因為懾于當時的政治空气，“海外關系”會有里通外國之嫌，會帶來不少麻煩！

事過境遷，几十年過去了，開放改革后國內物質已极大丰富了，母親、姐姐和哥哥不時返穗團聚，他們帶的行李也越來越輕、越來越少了。

（編輯：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