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洪洋

從8月中旬開始，商丘、駐馬店、信陽等市的市委書記自發承包執行難案件，結果發現領導一個電話比出動几十號警力都管用，書記“包案”不見了“執行難”，許多多年討不回的欠款討回來了。（9月21日《東方今報》）

我完全相信書記大人一個電話的能量大過出動几十號警力，尤其是對于行政訴訟案的被

書記“包案”昭示了法院的無能，法律的無奈。法治社會，法律的力量是應該至上的、神圣的，任何組織、個人都應該在法律的框圖內活動，不得逾越。如今，法院的判決成了廢紙，法令成了空話，有法難依，有令難行，“孫悟空”只好借助書記的“芭蕉扇”。這种建立在法律失靈之上的效率是法律之悲，法治之恥，不值得期待。

書記“包案”，使到以權干法顯化，也是值得憂慮的。党、政、司法應該各司其職，在各自職責范圍內活動，才能保證國家法治的實現。書記“包案”是典型的逾越權域、以權干法的行為，不管這种行為的效率有多高，都不是法治之題中的應有之義。

書記“包案”，還將造成官員的“法治錯覺”———不怕法院，就怕書記。只要不惹書記生气，就啥都不怕。這顯然是一种与法治精神相抵触的、可怕的思想；另一方面，這也將影響公眾心理，不求法院求書記，如此一來，我們又大踏步地往回走，回到過去的老路子上去。

（編輯：左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