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華

說來慚愧，我是最近才實際接触王小波的。4月11日是他去世十周年的日子，報刊上有不少紀念文章。我瀏覽了一些，這才從書櫥里抽出他的兩本雜文集，結果一看就放不下了，頗有相見恨晚之感。我埋怨自己：十多年來為什么眼珠只在日本的村上春樹身上打轉轉，卻一直沒有看見本國同胞王小波呢？如果他還

我所以有此沖動，所以說哥倆儿，也是因為他和我有許多相同之處：同年出生，同年上初中，同年去干農活，同樣經歷“文革”，小時候同樣不愿說話，上大學之前同樣只讀了七年書。不同的是我是一九七二年進校的“工農兵學員”，他則是一九七八年自己考上的。此外不同之處當然也有許許多多，最明顯的是他不幸過早地去了那邊，而我在這邊寫這篇東西。

但真正叫我感到相見恨晚和心生敬意的，主要是他講真話。他說，“在‘真實’這個論域里，假如你讓我說話，假如是，我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絕不亂說”。他還說，“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知識不神圣———我們用的字眼是：真實、可信、完美，到此為止。”（《思維的樂趣》）實際上他的雜文也通篇是真話，有一句說一句，不說廢話，更不說假話，真話是其文章的靈魂。真話輔之以幽默，是他為人為文最出彩和最動人的地方。他的有趣也好文体也好自由人文主義立場也好与眾不同的思路也好，相比之下，都還比較容易做到，而最難做到的是講真話———不甘心俯首貼耳做“沉默的大多數”。中國任何時代都不缺少曉得什么是真話的人，缺少的只是把真話說出口的人。這是因為，社會上缺少魯迅當年所說的供人講真話的圓桌。而沒有這樣的圓桌，講真話就格外需要勇气、良知和使命感，甚至要敢冒生死莫測的風險。相對于講真話，王小波最討厭的就是假正經、偽善和“精神复制品”。其突出表現就是講假話、空話、套話，不講真話。不過，王小波很少對這樣做的具体某個人做道德評判，而把筆鋒更多地指向了那張“圓桌”———為什么我們缺少那張“圓桌”？可以說，王小波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那張“圓桌”，哪怕缺一條腿的也好。那么他得到了么？王小波沒有回答，他把這個疑問留給了我們。我想，說得絕對些，王小波的价值和意義大概就在這里。

偶爾我會這樣想，假使王小波活到現在，他或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那張“圓桌”，因為現在正提倡“和諧”。前面說過，我是王小波的同齡人，各种政治口號听得多了，其中感覺最爽的就是時下的“和諧”二字。“和諧”自然包括“和而不同”。也就是說允許不同的聲音存在，只有允許不同才能實現王小波最為欣賞的羅素所說的作為幸福本源的“參差多態”。不言而喻，不同的聲音多半是真話。在這個意義上，“和諧”即意味那張供人講真話的“圓桌”。否則，就不成其為“和諧”，而是單調了。單調又是王小波所不屑的。遺憾的是，王小波沒有活到現在。

王小波還有一點叫我相見恨晚，那就是他對翻譯的理解和推崇。他說他從來不看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文學上的“師承”得自查良錚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和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假如沒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這樣的人，最好的中國文學語言就無處去學……對于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們。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我的精神家園》）事實上他終生為之傾心的《情人》開頭一段那句“我已經老了”也規定了其文体的基本走向。他不止一次強調“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譯家創造出來的”，优秀翻譯家都是“文体大師”。不用說，他所指的翻譯家是查良錚、王道乾、傅雷、汝龍等老一輩翻譯家，絕不包括敝人這樣業余湊熱鬧的。可是我仍然為之歡欣鼓舞，就像在國外時一听見有人夸獎中國和中國人就跟著咧嘴傻笑一樣。何況，大學這個行當言必稱學術，稱翻譯也必稱“譯學”（翻譯理論），而對于翻譯實踐一般是不正眼去看的，好比研究轉基因工程的農學博導很難瞧得起實際在田間勞作的農民。

所以，我怀念和感謝王小波。講真話，且推崇翻譯，這樣的人能找出第二個嗎？

（編輯：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