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許多大題材的寫作一樣,今年正月初四,我一時心血來潮,便躲進家鄉的大山里寫《茶王》去了。
寫《茶王》,是因為我生長在一個嗜茶世家。我的父親僅讀三年私塾,就到茶庄當伙計;直到退休,還是茶店里沒有在組織部備案的“副經理”。即使是在“文革”期間,父親被清除出“階級隊伍”,家里的經濟十分拮据,母
親只好在家里養上三几頭豬以幫補家用,每天賣豬糞就可換來一毛多的零花錢。可這一毛多的零錢中,有四分錢是絕對要留給父親買一泡“級外綠”茶葉的。他的精神已完全被政治壓垮,如果再不用他視為第二生命的茶葉去滋潤,恐怕他的神經終有一天要斷裂……我們兄弟姐妹几人出世時,第一口喝的也不是奶,而是由奶奶灌進一盅釅釅的茶水。奶奶說:“茶水能清洗腸胃。有好胃口,自然有好身体。”我如今已年過半百,体壯如牛,胃口棒极了,不知是不是与出生時先喝茶后吃奶有關。但有一點是真實的,每天午睡后和晚飯后,我必定要分別喝上一泡十來巡的功夫茶,否則便精疲神乏。我迄今已完成的400來万字的作品,完全是茶水淋灌的結果。也許是家庭的耳濡目染,也許是出于感恩,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寫了中篇小說《茶仙》,在“花城”發表后,當年便獲得廣東省新人新作獎。可是,還沒等到頒獎,我就有些反悔了:《茶仙》僅三万多字,用這樣的篇幅去描述伴隨了我一生的茶,實在是太小气太苛刻了。我之于茶,似乎還有更大的責任,還有更多的話要說。
去年谷雨后,我和友人專門去了福建烏龍茶的原產地安溪和武夷;初秋時節,又隨省作協訪問團去了江浙,喝龍井訪名壺,從感性上對茶再作一次認識。慢慢地積蓄起創作的沖動和熱情。
因為有《茶仙》作為藍本,開頭寫得很順。二十天后,《茶王》上半部的初稿已經完成。
近十几年來,茶价飆升,普洱茶漲了一百倍以上,烏龍茶漲了二十倍以上。再到形形色色的茶館,本來几元十几元一泡(十克左右)的茶葉,經那些或袒胸露背、或宮女裝扮的侍茶女本來可以十分簡單地完成、卻虛張聲勢地搞得十分复雜的沖泡,動不動就是几百元上千元。茶成了搖錢樹,但巨大的利潤又流向何方呢?十八灣茶場的老板告訴我: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每個采茶女每天由上午八時上山到下午五時下山的辛苦勞作,工錢是十元外加一頓一菜一湯、价值兩三元的免費午餐,直到今日是二十元;茶場生產的粗茶葉(未經精選過),每斤大約在40至60元之間;除去各种成本,每年大約有15%的利潤。我在廣州、北京、香港等地見識過從外形到湯水都与十八灣茶場不相上下的精選的“鐵觀音”和“十八仙”(上市的茶葉都經精選過,一斤粗茶可選精茶半斤至七兩),標价在300元至3000元之間。茶農的收益是如此之微,由經銷商到消費者之間,卻是天數般的暴利。
去秋我們訪問團到了江蘇某市,特地去參觀當地赫赫有名的茶壺博物館。一切都顯得煞有介事的鄭重,進門前,每個人都要佩戴上保安送來的出入證,并且嚴格按照指定的路線行進。博物館也真的布置得富麗堂皇,紅木仿古展柜上的一把把或大或小、或夸張或寫實的各式茶壺,在精心設計的燈光照射下,頓時身价百倍。館里一位副館長拿出“水上漂”作現場表演,館里名壺售价是300元至8000元不等;同事紛紛奔著“名壺收藏家”的頭銜,搶購“名壺”去了。我對笑得合不攏嘴巴的副館長問:“有‘孟臣’壺嗎?”副館長漠然:“什么?孟臣?似乎有這個小鎮,似乎在宜興那邊。”我挖了他一眼,默然走開了。真可悲呀,堂堂集文化之大成的博物館的副館長,居然不知“孟臣”是何出處!———孟臣,明代著名制壺大師。孟臣所制的茶壺,線條簡洁,造型古朴,最具技術特色的是“三山齊”的設計,即壺嘴、蓋尖、壺把三點成直線。此后,從明代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孟臣的后代、鄉人,都以其名燒制茶壺并在江浙、上海等地設鋪號。
在某市某著名茶館,必須購買門票才能進入,喝一盅茶就要有二十一道儀式或表演:焚香淨坐、天泉沸騰、淋霖甌杯、觀音入轎、觀音入宮……直到細聞幽香、品啜甘霖等等,全程達半個多鐘頭,既有虛張聲勢的雜耍,又有裝神弄鬼的把戲。眼下許許多多所謂的“茶文化”,無疑是要將茶由大眾飲料而變成神壇上的供品,變成奢侈品,變成寵儿和玩物。這是對我國已經有2000多年歷史的真正茶文化的大歪曲、大倒退、大抹黑。喲,我終于明白了:
以文化為幌子,行奸商的暴利之實!
像前面所說,我是因為感恩———我從小到老都是在茶水中泡大的,所以我寫茶。歌頌是為了感恩,批判也是為了感恩。由作品主題的提煉,靈魂的深化,《茶王》已顯然不能夠充分地表達我對茶的呵護和熱愛,于是,在寫完初稿的那一刻,我將這部長篇定名為:《茶道無道》。
(編輯:健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