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1966年間，《羊城晚報》為什么被定為“大毒草”？

楊奇：《羊城晚報》創刊初期那9年，正好是我們党的政治路線越來越左的9年，一直發展到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樣全國性的政治气候下，《羊城晚報》不可能沒有“左”的烙印。“文化大革命”要革文化的命，《羊城晚報》當然在被“革”之列。“三論頂峰”也好，改名《紅衛報》也好，是陶鑄同志為保存這張報紙、緩和壓力之策。當時，陶鑄同志已調到中央當第四把手，他給中南局宣傳部打電話，讓《羊城晚報》改名為《紅衛報》。可是仍然無補于事。

【背景】1966年5月中，中南局派出工作組進駐《羊城晚報》，報社內部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報社領導班子成員及中層骨干開始大部分“靠邊站”，副總編輯秦牧更是首先被公開點名批判，其他一些人也被抄家批斗了。這時的晚報已經不能正常辦報，而是為了适應“形勢”需要，按照上面的指令行事，為极左路線鼓吹宣傳。

記者：在這樣一場大風暴沖擊下，報社內部是一种什么狀態？人心惶惶？還是有人起來反抗？

楊奇：當時极左思潮泛濫，全盤否定過去的工作。報社內部很不理解，卻也無可奈何。在鋪天蓋地的极左浪潮中，誰也頂不住。

【背景】中南局宣傳部在《通告》中透露：原來早在1966年9月和10月，他們兩次報告中南局，請求批准停刊《紅衛報》。中南局經討論決定在年底停刊。

記者：本來決定1966年底停刊，為何12月13日就被封閉？

楊奇：在“四人幫”的挑動下，二十多個造反派組織不明情況，他們等不到年底，提前在12月13日就發出勒令，把《紅衛報》封閉了。這在全國報紙中又是絕無僅有的。

（編輯：Rob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