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1日,是個紅色的日子。承蒙上天厚眷,一個嬰儿呱呱落地。這以火焰為性格的孩子,名字叫《羊城晚報》。
當時的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說:“社會主義報紙可不可以辦得多种多樣呢?我看可以另辟蹊徑。”他為新生的報紙确立了辦報理念“寓共產主義教育于談天說地之中”。
把“另辟蹊徑”、“談天
說地”同“共產主義”相聯系,這在當時絕對屬于另類。
建國初期的中國報界,普遍以蘇聯《真理報》為模式,連版式都基本相同。《羊城晚報》不走《真理報》的路子,卻參照中國報人的辦報經驗,以“舊瓶裝新酒”。
盡管報紙創辦的最初動机,是為知識分子開言路,但它并沒有走陽春白雪路線。
創刊當月,發生兩件大事:一件是蘇聯人造衛星上天,人類首次;另一件是武漢長江大橋落成。“一网打盡”的新聞手法在兩個題材中被運用得出神入化,這令讀者大為惊喜。
有個針砭時弊的小欄目,叫《五層樓下》,條條稿件只有百十來字,卻總能以小見大。當年追捧它的讀者們并不知道,經常為這小欄目操刀寫稿的,是兩任總編輯李超和楊奇。
讀者們還特別喜愛天天出版的副刊《花地》和《晚會》,全國的著名作家都以在此發表作品為榮,而体育和國際兩個專欄也深受歡迎。這些副刊和專欄全都是“新鮮玩藝儿”———獨此一家。
報紙辦得好,從中央領導到三輪車夫都愛看,報攤常常排起長隊。毛澤東主席曾對陶鑄說:“我看《羊城晚報》。”周恩來總理也說:“《羊城晚報》可以出口。”
回看往事,不禁為前輩們捏一把汗。創刊之時,正赶上反右斗爭,報紙大量發表知識分子的文章,等于把自己置于火山口上。同時,也折服于前輩們的政治智慧,他們釀造出了人人愛喝的無可替代的新“酒”,這正是一种最好的自我保護。

(編輯:Rob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