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本報創辦人之一楊奇

□記錄整理/司徒炯昌

開場白：1957年10月1日，《羊城晚報》橫空出世，迄今整整半個世紀了。

從創刊之日起，《羊城晚報》受到廣大讀者的熱愛和支持。但是，“文化大革命”一來，它立即受到沖擊，1966年12月13日便“死于非命”。直到“四人幫”

為了紀念《羊城晚報》創刊50周年，我們這些早已退役的老兵，自愧沒有多大貢獻，只是作為創刊見證者之一，盡可能准确地回憶一些史實，供新一代的“羊城晚報人”參閱。司馬遷說：“述往事，思來者”。我們希望，歷史不僅屬于過來人的記憶，而且有助于后來者的思考。

司徒炯昌（以下簡稱司徒）：關于“文革”前《羊城晚報》創刊9年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這些年來已有了不少很好的論述，特別是閣下那篇《為社會主義報紙作出新的探索———“文革”前羊城晚報九年工作的回顧》（全文收入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晚報縱橫談》一書），對《羊城晚報》這段歷程作了很全面的總結。要說還有什么不足的話，那就是《羊城晚報》從“十月怀胎”到“呱呱墜地”是怎樣經歷的，這方面的文字過于簡單，不夠詳細、系統。本人吃了一輩子新聞飯，干過校對，干過編輯，也干過行政工作，遺憾的就是沒干過記者。今天，就斗膽當一回“臨記”，圍繞《羊城晚報》是如何“催生”出來的這個話題作一次訪談。希望您從“盤古開天地”說起。

楊奇（以下簡稱奇）：你說得不錯。關于《羊城晚報》的籌備過程，過去沒有适當的場合專門談及，今天就借這個机會，盡可能詳細地談談。

眾所周知，《羊城晚報》是我党執政后創辦的第一份社會主義大型晚報。1957年是風雷激蕩、瞬息劇變的一年。這一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七天之后，毛澤東主席還特地為党中央寫了《關于請党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為此，廣東省委在5月份召開了一系列的座談會，征求各個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意見。座談會上，許多人都建議多辦一張報紙，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供園地。6月26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對150多名作家、戲劇家、美術家宣布：接受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評，決意開辟一系列貫徹“雙百方針”的園地。接著，中共廣東省委根据陶鑄的提議，決定出版《羊城晚報》，并把這個任務交由南方日報編委會負責。

司徒：正如您所說，1957年是風雷激蕩、瞬息劇變的一年。在“反右”斗爭高潮中創辦《羊城晚報》，風險是很大的，陶鑄為什么敢于這樣做呢？

楊：這一點，說來話長。最近，我應有關方面之約，寫了《陶鑄与羊城晚報》一文【注1】。我認為：沒有陶鑄同志的政治膽識，就沒有《羊城晚報》。

司徒：我是在1957年8月份以后才從南方日報“校頭”（校對組長）的位置上調到晚報的，當時是個“普通一兵”，對于編委會如何籌辦這張報紙，知之甚少。請你詳細地談談好嗎？

楊：為了籌辦《羊城晚報》，南方日報編委會議論過多次，并于7月底抽調楊奇、鄔維梓、劉逸生3人，成立了籌備工作小組。8月22日以后，又陸續增派陸玉、陳眉、江林參加籌備工作。

8月中旬，王匡（時任省委宣傳部長）找我去談話，傳達省委的意見：《羊城晚報》必須在10月1日國慶節創刊。我回報社后立即向時任南方日報總編的黃文俞作了匯報。8月20日，南方日報編委會開會，會議由黃文俞主持，出席的有黃文俞、李超、楊繁、姚熔爐、何文等人。在討論到如何保證晚報在國慶節創刊時，姚熔爐認為時間太急，不好辦。李超則強調：關鍵是人，應盡快把辦晚報的編輯、記者抽調出來。會議最后決定由李超兼任《羊城晚報》總編輯，并初步商定了從各部抽調給晚報的干部名單。經再三回憶，晚報創刊前和創刊初期先后轉來的有何軍、方亢、楊家文、司徒堅、俞敏、李佐興、黃偉經、司徒炯昌、蘇少泉、周毅、艾治平、梁朝泰、馬錦熾、何欣、傅榮清、朱宗海、梁宇皓、陳秋舫、容洁如、傅振雄、張仲芳、劉軍、蘇仲熾、蔡妙影、蘇若冰、孔瓊珍、陳愷、黃榮凡等人。此外，還有從北京新調來的編輯人員芧荻。（到了1958年6月，李超調往廣東省委工作，便由黃文俞兼任總編輯，并成立《羊城晚報》編委會，由我代總編輯主持編委會議；何軍、方亢被任命為副總編輯，楊家文、司徒堅被任命為編委會委員。此是后話。）

司徒：說起孔瓊珍，她還是我的師傅呢。有一段時間她負責体育版的組版工作（口頭上叫做“畫版樣”），是她教我如何畫版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