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本報創辦人之一楊奇

□記錄整理/司徒炯昌

我問鄔：“五層樓下的編輯方針是什么？”鄔答：“沒什么方針，都在我的肚子里。”碰了一鼻子灰。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從他甩給我的一大堆讀者來信里，編了十多條稿子交差。他眼睛“掃”了一下，隨手拿起紅筆，在稿子上面畫

還有一段“古”。有一天晚上（那時白天上班，晚上經常要加班），李超同志把我叫去，遞給我几份香港報紙，要我“炒”几條港澳新聞。天啊，在這之前，本人不單不知道香港澳門是什么樣子，連香港報紙也沒看過。如此這般，好不容易“炒”出來的東西，它們的悲慘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楊：哦，想不到你還有過這樣的不幸遭遇。鍛煉鍛煉嘛！你后來編稿不是“得心應手”了嗎？

司徒：俱往矣，還是言歸正傳吧。

楊：籌備小組經過多次商談，又開過五次會議討論之后，由我綜合大家的意見，寫成了兩份文件：《關于羊城晚報的方針、組織机构等問題的建議》，《關于羊城晚報版面安排的初步方案》。8月25日，我將這兩份文件送給總編輯李超審定。

9月1日，南方日報編委會討論了《羊城晚報》籌備小組提交的上述兩份文件。

9月3日，南方日報編委會向中共廣東省委送交了《關于出版晚報問題的報告》。

9月9日，南方日報編委會代省委宣傳部起草了送交中共中央宣傳部《請示籌辦〈羊城晚報〉的報告》。

9月10日，中共廣東省委正式發出《關于出版〈羊城晚報〉的通知》。

于是，9月13日，《羊城晚報》編輯部召開了首次全体工作人員大會。所謂全体，只不過30多人（當時的編制只有48人）。總編輯李超在會上作了關于《羊城晚報》方針等問題的報告，擂響了南方日報社出版《羊城晚報》的戰鼓。

司徒：听說，當時的發行工作也碰到不少障礙。為了闖出一條生路，我們在當時全國報紙中首創“自辦發行”的新路子。

楊：是啊，自辦發行這條路子是給逼出來的。“狗急跳牆”嘛。

《羊城晚報》出版方案确定之后，南方日報社發行科把省委出版晚報的決定通知廣東省、廣州市郵局時，對方的回應是時間倉促，准備不及；投遞員人手不足，下午派送晚報有困難。几次商談，毫無結果。為什么？問題主要是：解放以來，我國照搬蘇聯辦報經驗，采取“郵發合一”制度，規定由郵局負責報紙的發行工作，從印刷机印出來的每一張報紙，都要交給郵局發行。所以，非得与郵局商談不可。我們鑒于省委規定不得用公費訂閱《羊城晚報》（這是陶鑄為了考驗晚報是否真正受到讀者歡迎。他自己是帶頭自費訂閱的），又考慮到創刊初期要以零售為主，因而要求廣州郵局在全市各條大馬路都設零售點；但郵局認為辦不到，又不愿招收待業青年作為臨工。至于發行份數，雙方分歧更大。我們計划印10万份，其中7万份發廣州，3万份發省內各中小城市；但郵局認為充其量只能印5万份。報社增派洪文開主任去与郵局商談，也無法達成協議。最后，我們迫不得已，只好打報告給省委，申請自辦發行。報社一方面委托各大單位的“南方日報推廣站”代為收訂和零售晚報，另一方面大力推動全市的報販擴充人手，設點零售和沿途叫賣。与此同時，還在報紙上刊出廣告，招收了50名未能繼續升學的青年作為派報員，給他們每人配備一輛自行車，直接送報上門。就這樣，《羊城晚報》一出版，便在全國首先沖破了“郵發合一”的框框。然而，自辦發行兩個月之后，當《羊城晚報》的日均銷數已超過11万份時，郵局便向郵政總局和廣東省委告狀了，理由無非是報社違反“郵發合一”規定。在省委交通部召開協調會議時，我和洪文開出席。我在發言中不免有點火气，說：“目前廣州還有不少人失業，到底是兩碗飯三個人吃好呢，還是單靠郵局官式發行好呢？”最后，在交通部協調下，雙方達成協議：郵局同意從報社招收的派報員中吸收一批臨工；既由郵遞員派報，也允許報販零售；報社則從1958年元旦起，將《羊城晚報》全部交由郵局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