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雷

“封資修”、“大毒草”、“大批判”……這些詞今天听來似乎遙遠又陌生。然而就是這樣一些詞曾經席卷一個時代，甚至緊緊与《羊城晚報》連結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大革文化命，十年浩劫，文化系統、新聞傳媒首當其沖。据統計，1967年与1965年相比，全國出版的報紙（專區級以

就在那場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張群眾喜愛、敢說敢言的《羊城晚報》，被指為“大毒草”、“放毒、造謠的舊報紙”，最終難逃被封閉的命運。

姚文元：《羊城晚報》是“放毒、造謠的舊報紙”

1957年，《羊城晚報》誕生于“反右派”的風口浪尖。九年后被迫停刊。

有這樣一份資料：造反派對副刊《晚會》“放毒草”作了一個統計———1960年至1962年，“毒草”共223篇，有“嚴重問題”的103篇。

對“放毒草”，當時的解釋是：“這些作品中，有攻擊党和大躍進，和吳■相呼應、相配合的；有為右傾机會主義分子打气的；有歌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個人奮斗、走白專道路的；有封建主義、封建迷信、低級趣味的。”

任何生活情趣、娛樂、消閑，甚至生活常識，都可能成為“毒草”，著名作家周立波在《羊城晚報》上發表的《韶山的節日》，被批判為“大毒草”，罪名是把偉大領袖毛澤東拜祭祖墳的行為寫成了凡人瑣事。此外，諸如“紅線女溫泉游泳”、“元代女藝人朱廉秀的知心朋友是誰”、“大象結婚”、“郵寄外甥女”、“暢談養生之道”之類，統統被指為“無聊之极，庸俗之极，長期腐蝕廣大群眾”的毒草。

當時的這份資料還稱：“不僅《晚會》上毒草大量出籠，《五層樓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造反派此說的理由是“《五層樓下》被香港反動報刊《晶報》等轉載的就有160多條，成了香港的分店。香港最反動的《星島日報》僅1963年3月到1964年7月的一年多中，就轉載了7.8万多字”。

1958年6月上任的《羊城晚報》第二任總編輯黃文俞曾回憶說：我在陶鑄同志領導下干新聞工作期間，感受最深的有兩件事———一是創辦《羊城晚報》，一是在報紙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兩件事，在林彪、“四人幫”一伙眼中，都是犯罪行為。

關于要在報紙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在1960年到1961年的兩年內談了16次！于是姚文元以“兩報一刊”編輯部的名義發表《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羊城晚報》定為“放毒、造謠的舊報紙”。

對于在報紙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重視讀者的來信、來訪，支持群眾的批評、建議，被不加分析地一概指為“丑化社會主義”，扣上“反党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封、資、修大雜燴”、“為虎作倀”、“替右派分子吊喪招魂”等莫須有的“罪狀”，鋪天蓋地而來。

圖為1966年12月11日最后一期《紅衛報》，兩天后正式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