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鄧瓊

以對開四版的容量，拿出其中差不多一半的篇幅作副刊，天天出，日日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誰能做到？《羊城晚報》。

把文藝性副刊《花地》和綜合性副刊《晚會》作為《羊城晚報》創刊之初就立起的“招牌”，毫不為過，這是新中國辦報新模式的真正探索。籌辦《羊城晚報》的策划者之一

《羊城晚報》創刊之日，正是“反右”高潮之時，新聞版面不可避免受到較大影響，難以承擔“給知識分子一個說話空間”的重任，于是《花地》、《晚會》名為副刊卻并非副角，擔負起了傳遞晚報人新聞個性、喚起讀者閱讀熱情的使命。

此報一出，上至國家和省市領導人，下至普通工人、市民、店員乃至家庭主婦，都被它吸引住了。在兩大副刊上，宇宙之大、蒼蠅之微，陽春白雪文學藝術，家長里短生活常識，無不奔來眼底。走市場、說真話、講趣味———這樣的膽量，當時在全國報紙中無出其右。

《花地》者，顧名思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地也。作為《羊城晚報》的文藝副刊，天天出版，它一經問世就受到了包括許多名作家在內的廣泛重視。

創刊之初，《花地》編輯第一次北上約稿就碩果累累，眾多名家紛賜佳作：徐遲、李健吾、艾蕪、馮至、李季、杜鵬程、蔡儀、袁水拍……特別是曾在“五四”運動中活躍而當時已停筆多年的俞平伯、林庚，也在《花地》發表了新作。廣東作家歐陽山、秦牧、陳殘云等更是紛紛亮相。不僅如此，《花地》版頭由茅盾先生親書（見下圖），丰子愷先生的漫畫作品不時見于報端，巴金先生出國途經廣州也留下文稿發表，郭沫若先生將四幕新編歷史劇《蔡文姬》首刊于此……《花地》如此多嬌！

培育新苗同樣是這片土壤所擅長。編輯們常從業余作者的來稿中披沙揀金選擇佳作，或者干脆舉辦征文以吸引來稿，并經常把頭條的位置留給這些從現實中來、或許還有些青澀的新作。如今擔任廣東省作協主席的陳國凱，就起步于向《花地》投稿并被采用的處女作《五叔与五嬸》，還有楊干華、葉蔚林、楊新喬、阿木、華棠、李繁昌、楊智維等，也都借此走上文壇。《花地》還創造性地開辟由編輯執筆的《讀稿隨談》，對來稿的文學青年進行指導，又介紹重點的青年作者參加廣東省作協的講習班……如此种种，使得《花地》成為文學新作的熱土，最多時每月收到的業余作者來稿達三四千件，讀者從中認識陌生的作者名字，也共鳴于自己熟悉的生活。

“現場編報”是一個今天不常听到的新聞詞匯了，在當時卻是《花地》最有特色的版面之一。為了更貼近廣東的生活實際，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花地》編輯部常會針對一些變化巨大的地區或引人注目的新人物、大事件，組織作家和畫家等現場体驗、創作，并編輯成專頁。例如1960年2月28日廣東英德硫鐵礦發生了民警舍身救火的“馬口事件”，3月15日《花地》就編發了專頁，秦牧、余方的散文，周敏和賀朗的詩歌，劉逸生的舊体詩，陸紹權的繪畫等一起，立体描摹、歌頌了一組英雄群像。既有副刊的深度，又有新聞的速度，給《花地》帶來不同凡響的社會影響。

除了文學創作之外，音樂、美術、戲劇、電影等多种藝術形式也都在《花地》爭相競放，引領著岭南文化藝術的發展潮流。

在那個“政治挂帥”的年代經營副刊，風險可想而知。但是《花地》仍然執著于“百家爭鳴”之宗旨，開展了一些文藝方面界的論爭。創刊之初的粵劇傳統劇目如何繼承傳統、剔除糟粕之爭，關于“《唐詩三百首》是不是一個坏選本”的論爭，以及1961年關于長篇小說《金沙洲》中“正面人物是否有缺點、反面人物是否該同情”的論爭，關于小說《三家巷》的論爭，都反響巨大。此外，還有相當數量對現實進行褒貶的雜文涌現，也給讀者耳目一新之感。

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性，這些論爭文章和雜文并不能完全擺脫當時的“主旋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影響。但編輯部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使一些不同意見得以發表，還是体現了難能可貴的膽識。

1957年由茅盾題字的《花地》版頭

秦牧的故鄉廣東澄海縣屬潮汕地區，當地“功夫茶”習俗名播中外。他從小接触功夫茶，練就過硬的辨茶功夫。廣州各報的老總們不少都有飲茶習慣，有一天，大家突發奇想，要對各自所帶茶葉評出高低，推舉秦牧為評茶師。秦牧還寫有《故鄉茶事甲天下》等茶散文（資料圖片）

秦牧与《花地》

秦牧夫人紫風說，秦牧先生与羊城晚報的“親密關系”應該從晚報誕生后他一直擔任《花地》副刊的撰稿人算起。1958年春天，秦牧下放到揭陽一個農業社，他陸續在《花地》上發表描述潮汕平原美麗風光和農村新事物的散文。例如描寫潮汕農民為農業社平整集体土地、搬遷先人墳塋的《遷墳記》刊出后，《人民日報》立刻加以轉載。

沒想到此文發表不久，1958年10月，秦牧就從揭陽奉調返回廣州，出任《羊城晚報》副總編輯了，分管的也正是《花地》和《晚會》兩大副刊，直到1960年他轉任廣東省作協專職副主席。1965年7月，《羊城晚報》成為中南局領導的報紙，他又以一名剛剛入党的中共党員的身份再度出任副總編輯。

秦牧曾說過：“我喜歡在晚報工作，是因為它的辦報方針就是寓共產主義教育于談天說地之中，用輕松活潑的筆調來發議論、寫文章，副刊更是如此。這比板著臉孔，喊几句口號要切實可親得多了。我樂于看到這樣的報紙、這樣的文風不斷發展，所以也就甘愿為它效力了。”因而他工作非常投入，不僅自己親自上陣創作出許多散文佳作，而且想方設法使兩大副刊更加新穎、雋永。

秦牧發表在《羊城晚報》上的作品，不僅有他反映各地生活見聞的散文，也有對于文藝問題的評論、分析（例如名作《藝海拾貝》的某些章節），還有專門同青年人談心，促其提高心性修養的《每周一談》。那些由秦牧親自擬定的篇名：《讓快樂常在你心上》、《驕傲是著名的陷阱》、《當你還是一朵花》……今天讀來仍不落伍，讓人感覺得到不落俗套、娓娓道來的風姿。

當年曾与他共事的編輯，對秦牧的大家風范記憶猶新。在晚報工作期間，他每天要看兩大版一万多字的清樣，怕延誤報紙出版所以經常都保持緊張狀態。碰到疑難問題，除了憑借平時積累的知識作判斷，他還盡量翻查辭書。偶然出了點差錯，他會說“看到報紙滾滾印出來，心里像壓著一團鉛塊似的”。

在晚報工作期間，秦牧都是在這樣“勞動強度頗大、文娛生活又很少”的狀態中度過的，可是他說：“看到報紙的銷量一個勁儿上升，路上人們排著隊在購買它，它的聲譽蒸蒸日上，是使人從心底里高興的！”

以名作家身份成為“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報紙編輯，秦牧并不以為意，他常常跟同事們說：“一個人擔任文學報刊編輯的時候，可能自己的創作減少了許多，甚至擱筆不寫，但是他卻可以發現、培養好些文學新人，并借此熟知文學界的動向。而且，編輯工作對于鍛煉一個人的工作能力，細心處事，敏感、周密，熟練掌握文字，都是很有好處的。”在他眼里，好編輯無异于“又一种形式的文學家”。

秦牧在晚報還有一件軼事頗為引人關注。由于他來報社前的工資是按照作家、藝術家的“文藝級別”來定的，比當時的總編輯楊奇的“新聞級別”要高，于是他几次要求自降工資，直至組織上同意他的要求才罷休。

今年9月5日，新編《秦牧全集》首發，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總編輯張宇航稱，秦牧為晚報尤其是副刊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為晚報能夠在全國形成重要影響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

■對話

本報記者　左多夫

陳國凱談《我從花地來》

左：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報》复刊，當天報紙《花地》版在頭條位置，發表了您的散文《我從花地來》，您怎么想起寫這篇文章？

陳：1980年，我曾寫過一篇小文《我從花地來》。27年后的今天，再翻翻這篇小文，覺得很親切。1958年的一天，我還是個不懂事的高一學生，當看到我寫的稿子在羊城晚報《花地》登出后，我當時的激動心情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那時一個中學生和編輯同志一個也不認識，稿子從前門進去，也是從前門印出來。近年，目睹了一些文壇的怪現象，我特別怀念、特別贊賞《花地》編輯這种關心無名小輩，從不以名取文的优良作風。沒有這种作風，是不可能培養出大批文藝新軍的。

左：都講編輯是替他人作嫁衣裳，這使我回憶起一件小事。《我從花地來》這個版，是后來當總編輯的關國棟親手編排的。剛复刊，條件差，他握一把舊紅木尺，在版樣紙上左右比划；副總編輯楊家文也在場把關。我是新手，像學徒學藝，立于一旁。那場景歷歷在目，感覺上編輯還真像裁縫。

陳：《花地》編輯扶植人才———特別扶植工農業余作者的工作是非常細致的，在一大堆稿件里，發現一株新苗，一篇好稿，不光是發表就算，還把一些作者介紹給文學界的前輩。1962年，我在《花地》發表了短篇《部長下棋》之后，《花地》的編輯就把我介紹給有名望的老作家、評論家肖殷。當時我還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肖殷認識我之后，一直關心我思想和學習上的進步，一篇稿子他仔細閱完后還在上面寫出修改意見，該划出的則划出，并指出不要這一段的原因。可以說，是肖殷扶著我走上文學之路……

左：“我從花地來”已演變為許多作者的口頭禪，快成流行語了。多年過去了，作為省作協主席的您，和省作協一直支持報社的工作，大家對此深表謝意。

陳：歲月無情，現在我自己已步入老年，雖然出過一些書，自知無多建樹，但我心里十分清楚，是《花地》使我這文學嬰儿“哇”的一聲墜地，廣東不少工農作者也是這樣降生的。“我從花地來”這是許多作者發自肺腑的心聲，在《羊城晚報》創刊50周年之際，我祝愿更多的“文學嬰儿”在《花地》這個搖籃里成長。

（編輯：左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