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霞

近年來，富人、名人超生問題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一個焦點。日前，中組部、國家人口計生委等11部委聯合推出措施，提出違法生育征收“社會撫養費”將視收入水平确定。17日，廣東省人口計生委表示，廣東省年收入20万元者超生最高可罰48万元，這只是其個人的罰金，若加上配偶的罰金就不止這個數字。

富人、名人之所以敢無視法律法規超生，在筆者看來，是因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制止、約束超生等方面存有缺陷。盡管現實中有富人、名人因超生被征收社會撫養費，比如廣東省要求對富人、名人超生一次性征收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但是，這种社會撫養費往往難以對富人、名人超生起到震懾作用。以年收入20万元者為例，表面上看48万元甚至更多能罰得超生者望而卻步，但實際未必這樣。一個事實是，那些敢無視法律法規超生的人，往往不是國有或集体單位的工作人員，他們的收入很難核對，比如一些私企老板、明星名人，其一年真實收入到底有多少，計生部門難以取證。何況，在准備超生之前，他們可能早就提前將財產轉移了。

因此，通過罰款來遏制富人、名人超生，恐難起到良好效果。西方格言曰：法律不得使違法者通過違法行為而獲利。既然富人、名人出現超生有法律法規不完善的原因，那么，我們就應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來遏制超生現象。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筆者以為應對超生者的處罰上升到“追究刑事責任”的高度，這樣才能有效地遏制超生。

無數事實告訴人們，在道德層面的口誅筆伐和經濟處罰以及行政處罰都不能對某种行為起到規范作用的情況下，加大法律責任追究值得期待，正所謂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線。如果我國能在刑法中增設相應條款，對富人的超生行為追究刑事責任。想必，我國名人富人超生的“囂張气焰”會消解不少。當然，對超生的處罰要上升到刑事責任的高度，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做，比如就所要增設的相應條款內容做的調查、研究以及法案的起草，這些都是非常艱巨的耗時工作，但這總比在一些南轅北轍的遏制超生的措施上白費功夫要好得多。

（編輯：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