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政府還是媒体，對待災難的態度都在走向開放，走向人性化

突破，在悄悄進行中。災難，從來沒有被如此直接面對和深刻分析過。

1980年7月22日，复刊不久的羊城晚報刊登了當時的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號”鑽井船翻沉、死亡72人的消息———這已是8個月之后———“渤海2

這是新中國石油系統截至當時發生的最重大死亡事故。然而，事故發生以后，石油勘探局不僅沒有如實向上級報告，而且還給事故調查設置許多障礙。當時的石油部也遲遲不認真調查事故的原因，甚至也沒有處理有關責任人員。及時的公開報道更是無從談起。

這在今天似乎不可想象。但在1980年，認為報道災難是暴露“社會主義陰暗面”的想法，還在左右著許多人。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是唐山大地震。發生在1976年的這場災難，共造成24万2000多人死亡。這個數字，在三年后的1979年11月22日才由新華社公開報道。

時任新華社記者徐學江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當時并不是有什么人“要求”、“允許”他報道此事，而是他出于記者的責任感積极主動爭取的結果。“如果不是堅持，什么時候能公布，實在難說”。

突破，在悄悄進行中。

在“渤海2號”事故公開報道之前，1980年2月，人們就在剛剛复刊的羊城晚報上讀到了當月發生在廣東開平的一起海難事件———“曙光401號客輪”沉船，200多人遇難。

禁區就此打開了一條縫。之后，1982年的“4·26”桂林空難等事故，羊城晚報都放開手腳，如實詳盡進行了及時報道。再之后，1987年大興安岭大火的報道，進一步突破了禁區。

不過，那時的報道仍然是單薄的。事故再現———救援———善后———事故原因，在當時的讀者看來也許是“解渴”的。但在現在的讀者看來，災難以這樣的方式呈現，還是“小儿科”。

今天的災難，從來沒有被如此直接面對和深刻分析過。每次空難，都有媒体再次提到冷冰冰的“海恩法則”：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起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

比如最近的湖南鳳凰塌橋事件，在羊城晚報的報道中，不僅有災難發生的現場，有讓人泣下的悲情故事，還有有力的追問———對災難原因的追問，對承建商和責任部門的追問。

災難·傷慟者

1992年11月24日，中國南方航空公司一班廣州飛往桂林的客机在陽朔墜毀，机上133名乘客和8名机組人員全部遇難。這張刊發于1992年11月28日羊城晚報頭版的新聞圖片（上圖，本報記者蔡惠中攝），它的意義不僅僅是最先搶發這一特大新聞。它所表現出的遇難者親屬在山下拜祭親人的場面，也打破了災難報道“報關怀不報傷痛”的“陳規”。如此白描，今天重讀，仍覺震撼不已。

（編輯：Rob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