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事業不僅是有錢人的事，越來越多的民眾真誠輸出光与熱

專題撰文：本報記者　余穎

社會公益事業，是人類社會的良心。

事實上，作為任何一個成熟的現代公民社會的必備品質，公益事業和它的核心人道精神是所有文明社會健康、協調運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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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深信，面對身邊的弱者和不幸，就算我們沒有能力去幫助，也有責任去關注。在謀求生存、追求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不能拋棄任何一位兄弟姐妹。

上世紀下半葉

公益意識一點點蘇醒

上個世紀集体主義盛行的年代，政府用統一行動代替了民間自發的愛心活動，“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成為計划体制威力的展現。也由于体制的原因，救災、扶貧等一些社會福利性工作，基本上是由政府民政系統負責。

改革開放，廣東先行一步，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這种新的社會環境下，社會慈善事業重新得到了生長和發育的土壤。上世紀80年代，廣東基本上多是接受華僑、華人、港澳同胞捐贈社會公益事業：或捐款賑災，或是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或是建設醫院、橋梁、學校等基礎設施。

1980年7月，《羊城晚報》刊發《華僑、港澳同胞熱愛祖國捐贈大批財物支援中山建設》的新聞報道，類似的報道在上世紀80年代層出不窮。還記得《羊城晚報》一追再追的洛溪大橋停收過橋費風波嗎？這座1988年建成通車的大橋當時就是由香港霍英東先生無償捐贈1000万港元修建而成的。

值得指出的是，他們當年零星的自發行為成了廣東人的一面鏡子，甚至可以說啟蒙了廣東人的公益意識、公益理念、公益行動。當時，大部分廣東人對慈善事業以及慈善机构不了解，甚至從未听說過。

受港澳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初，廣東省各類群眾性公益組織和群体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都在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和活動內容來影響周圍的群眾。廣東省是當代中國內地青年志愿服務的發源地之一，較早地將“學雷鋒、做好事”与志愿服務“自由、靈活、人性化、國際化”的理念相結合，曾產生三個“全國第一”：全國第一個志愿服務熱線電話、全國第一個正式登記注冊的志愿服務團体、全國第一個地方性法規《廣東省青年志愿服務條例》。

再如影響深遠的廣州教育基金百万行、中山慈善万人行已連續堅持十几載。這些公益活動的一筆筆善款、一片片愛意，讓多少寒冷的心變得溫暖，讓多少絕望的心靈又燃起希望的火种。

上圖：1991年，中山慈善万人行活動吸引旅外華僑回鄉捐款　本報記者　葉健強　攝

上世紀90年代

公益基金如雨后春筍

到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廣東相繼成立了一些非營利性的公益社會組織、慈善机构和公益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社會公益活動的空缺。

可以說，20多年間，廣東慈善公益組織已經由零起步，初具規模。而且，時至今日公益事業已不僅限于救災、救助、扶貧、捐助，而是一种大公益，還涉及科技、文化、教育、環境等諸多領域。

1994年2月，廣東首家慈善机构———廣州慈善會成立，現已發展為廣東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慈善机构。之后又有了廣州慈善醫院、慈善超市。2004年7月，廣東省慈善總會成立。作為一張有歷史責任感、有擔當的報紙，《羊城晚報》長期為之鼓与呼。

如果你知道十多年前慈善事業還被指責為“宗教行為和資本主義的偽善”的話，你就會對今天的成就刮目相看。如今沒有人忽視公益机构，作為政府和市場之外的另一种力量，他們正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上世紀90年代，各類基金會也如雨后春筍般成立起來。當然，這些机构的官方色彩非常濃厚，在公益行為還沒有蔚然成風的階段，這樣的体制有利于基金的募集。《羊城晚報》報道最多的廣東省見義勇為基金會（前身是維護治安基金會），1993年成立以來已有基金1億多元，實力居國內前列。

在各种基金會迅速發展的同時，《羊城晚報》仍不忘保持清醒，1999年4月30日，發表《基金會該立例管制了》，及時指出基金會透明管理、運作等方面存在的令人擔憂的問題。再比如，用減免稅政策鼓勵公益捐贈，也是自《羊城晚報》最早由一名人大代表發出的呼聲。怎樣用稅收杠杆推進公益事業？如何盡快建立完善社會慈善公益捐助的法律体系框架，不讓那些有意從事慈善事業者只能裹足觀望？《羊城晚報》做了大量此類報道。

所有這些努力，《羊城晚報》追求的是讓社會認知到，要想促進公益事業的良好發展，就必須用法制的力量激勵社會責任、保障公益善舉。

上圖：慈善超市給貧困人群帶來溫暖　吳万生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