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檸  

昨日廣州本地有媒体報道，一些大學在露天場所為貧困生開設助學貸款“綠色通道”，并認為這种做法可能“泄露隱私”，并呼吁“人性化服務”。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新聞選題，但也是一篇思維混亂的報道，因為它沒有說明“隱私”究竟是“貧困”還是“家庭資料”，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与是否貧困無關

報道后面的一大半文字所說的“隱私”，實際上是指“家庭資料”，而不是“貧困”和“隱私”的關系。大學生入校辦手續，一般都在公開場合進行，別的同學不怕泄露隱私，為什么貧困生怕泄露隱私呢？媒体敘事無疑是試圖將“貧困”作為“隱私”來處理。報道的前半部分含意也很明顯，希望發現“貧困”与“羞辱”之間的關聯。遺憾的是這篇新聞報道，沒有提供任何證据說明“貧困”對于那些新生屬于“隱私”。記者采訪了兩位正在辦理助學手續的“貧困大學生”，其中一位說“不在意別人的眼光”，記者于是補充敘述：這位貧困生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有些不适應”。還有一位“忙著填表，一言不發”，記者于是又補充敘述：這位貧困生“面無表情，絲毫看不出新生入學的興奮”。補充的都是一些主觀的感覺和猜測。“貧困”是一個客觀事實。感到“羞辱”而將“貧困”當作“隱私”，是一种心理感受。對心理感受的報道，需要更多的客觀事實來使之顯現出來，而不能用記者的“感覺”來證明。這是新聞敘事与文學創作不同的地方。

面對“貧困”，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心理感受，這都是因為它是被世俗傳播媒介敘述、塑造出來的。若干年前，人們喜歡“貧困”，害怕“富裕”，有人甚至習慣于“裝窮”，那是因為傳播媒介將“富裕”妖魔化，甚至要將這個“妖魔”鏟除，使“富人”羞于見人。今天，世俗傳播媒介又在將“貧窮”妖魔化，讓“窮人”羞于見人。事實上，任何時代都有貧窮和富裕的差异，都有分配的不均衡問題。理性解決結构性和制度性矛盾，盡可能縮小貧富差距，是一個社會管理和統治是否有效的標志之一。實際上，大眾傳播媒介的敘事，一直在將主要版面和鏡頭給那些“富人”，跟富人一起娛樂、對話、商談。偶爾關注一下“窮人”，還要將它視為“隱私”，視為“同情”的對象。這無疑是一种“笑貧不笑娼”的心思在作怪。

至于那些尚未成年的孩子們，他們根本就用不著為“貧窮”而感到“羞辱”。“貧窮”的原因不在他們，甚至更多地不在他們的父母，而是另有原因。他們不過是一批將“貧窮”顯現出來的“符號”而已。也就是說，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一出生，額頭上就已經打上了“貧困”這一印記，就像霍桑的《紅字》中那個大紅的A字一樣。這有什么好羞辱的？這是什么秘密？這是我們同情的對象嗎？應該感到羞辱的是那些使他們一出生就帶上“貧困”印記的人，應該保密的是那些秘密制造貧困的人，應該羞辱的是貧困者之外的所有人！用不著躲躲閃閃的，讓他們在學校的廣場上為自己簽約吧。

（編輯：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