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立鰲

和諧思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极深的根基，它發軔于古老的《易經》，形成了种种相對固化的思維模式，深透地浸潤到諸子百家的理論建构和人們的心理。今天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理應對傳統的和諧思維作出清醒的認識和積极的揚棄。

形成于殷末周初的《易經》是中國辯證思維的奠基之作，其中

系統的思維模式

系統是由若干不同要素按一定結构組成的有机整体。《易經》的理論基礎是八卦，八卦是用代表著相反屬性的兩种符號，按三三為組的結构而形成的八個基本圖形，它們各有名稱，并象征八种自然現象。八卦中的每一卦都是一個獨立系統，它們又合成世界万物的生成系統。《易經》的作者把八卦按上下方位相互疊加推衍，得到了六十四卦這一更高層次的系統，并用這一卦畫系統來比附說明世界万事万物的复雜變化。無論這一比附是怎樣地缺乏科學依据，其体系建构卻表現出了強烈的系統性思維模式。

《易經》的系統思維對人們后來的思維方式產生了直接影響，如殷人的文化遺產五行思想在春秋戰國時就得到了系統性的理論安排，五行由西周初的散狀形態演化成了具備生克制衡關系的嚴密系統。同時，在人們的觀念中，一個家庭、家族就是一個系統，由許多家庭組合成的國家、天下則是一個逐次擴大的系統，包括天、地、人在內的整個宇宙也是一個系統。人們也把一個人及人的內臟和器官視作一個系統。系統的思維模式在兵法著作、醫學著作中有著充分的体現，“天人合一”的系統觀几乎成了社會的共識。

系統性思維要求把組成系統的各要素作為整体來看待，因而中國思想史上歷來有重整体輕個体的堅強原則。《老子》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儒家認為“《春秋》大（注重）一統”，法家主張“尊于一”，宋明時強調理、气一元論。雖然各派理論的出發點不同，但都毫無例外地表現了對整体觀的崇尚。中國人在生活細節上常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顧忌，有“舍車保帥”的“一盤棋”思想，也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個体責任感，時時体現著對整体的照顧与憂慮，這都源于系統觀、整体觀對民族思維的影響。

和合的思維模式

八卦是由兩個代表相反內涵的符號交雜而成，兩种不同要素間复雜的依存、交感和轉化是《易經》推衍的根本。《易經》中的“爻”有交錯、聯系之意，《說文》中直接把“爻”解釋為“交”。變易是《易》的靈魂。在《易經》中，万物的變易表現在各卦象的推衍過渡中，各卦象的區別在于內部要素的不同交雜，因而，兩端要素的交合狀況就成了万物變化和卦象成立的關鍵，這就形成了不同要素相和合的思維模式。

和合思維模式同樣影響了后來各學派的理論建构。儒家公開提出“和為貴”，倡導“忠恕”理念和“己欲達而達人”的方式，主張在社會生活中用支持合作者的和合手段來成就自己的功名与品格。《老子》認為“知和曰常”，主張通過“不爭”、“無為”、“柔弱”、“知足”等途徑達到与對立面和樂相處的目的。法家韓非也曾主張通過君主的權力運作實現“上下和調”的政治目標。思想家們的理論觀念盡管有別，但“貴和”思想卻是他們遵循的共同原則。中國人歷來認為“水至清則無魚”，認為“兼听則明”，肯定异質要素与不同意見的積极作用，這正是和合思維的本質反映。

和合思維模式在觀察事物時所看重的是事物間的關系，它引導人們在聯系變化的意義上理解事物，而疏于對事物個別特質作窮根究底的探討。比如思想家們對五行的相互關系雖然已作出了精致細密的理解，但對其中個体特質卻缺乏應有的探究。和合思維模式窒息了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必要伸展，促使辯證法的思想在中國大放异彩；但由于傳統辯證法不是建立在對具体事物精确性的認識和對形而上學認識方法的“揚棄”之上，因而始終沒有擺脫直觀猜測性，一直停留在朴素辯證法的水平。

人本主義思維模式

《易經》中体現的和諧是以人為本的天、地、人三者的和諧，它在探討宇宙万物的和諧關系中開創了人本主義先河。

《易經》卦畫系統的創立，以及它的形式和內容都体現著對人類自身的關注与理解。构成八卦的兩個符號其實就是對男女生殖器官的描摹，兩者的交錯表現著人類的生殖崇拜以及某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六十四卦的卦辭絕大多數直接說明著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和政治活動，歸結為對人事凶吉的強烈關注。《易經》作者的著眼點和思考重心顯然是社會人生，其理論的致思過程在于：以人類關系來理解和思索天地關系，又從天地規律的高度來表述和說明人類社會。雖然論及天地万物等复雜的現象，但其理論构思的本位始終是人本身。

形成于戰國末期的《易傳》對《易經》中的人本意識給予了直截了當的描述，它用陰、陽來命名构成八卦的兩個符號，認為“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并把八卦分別描述為父母及三男三女，宇宙由此被理解成了一個人倫化的大家族。《象傳》對六十四卦的解釋全部都体現著人生的立場，如釋乾、坤兩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等等。經過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時代洗禮，《易經》的人本主義思維模式更加強化，并被《易傳》的作者作了進一步發揮。

《易經》的人本意識也极大地影響了諸子百家的理論方向，后來百家爭鳴的焦點總是在人性觀、社會觀、歷史觀、倫理觀、价值觀等社會人生的方面；中國思想家自認的使命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万世開太平。”人本主義思維模式對人們的引導顯而易見。

人本主義原則使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一直關注著人類社會“此岸”的存在狀態，宗教神學始終未能取得主導地位；但系統、和合的思想模式卻使中國的人本主義只看重社會整体及內部的相互關系，而缺乏對人個体生存需要的關注，社會和諧在傳統和諧思想与人本主義的指導下其實并不能真正實現。

和諧思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极深的根基，它發軔于古老的《易經》，形成了种种相對固化的思維模式，深透地浸潤到諸子百家的理論建构和人們的心理。今天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理應對傳統的和諧思維作出清醒的認識和積极的揚棄。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編制：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