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政策性建議
人民幣匯率成為近几年來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中闡述的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變化對真實匯率的影響在中國并不成立,而且中國的貿易順差增長中有虛假的成分,所以人民幣幣值并沒有被嚴重低估。國際金融界對人民幣匯率的炒作主要是跟風日本和美國
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政治壓力,2006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l万億美元也增加了國際投机者認為人民幣要升值的預期。其實,中國當前貿易盈余和外匯儲備的增加与人民幣的幣值沒有直接的關系,人民幣大幅升值既不能根本減少中國經常賬戶的盈余,在相當程度上也不能減少外匯儲備的積累。如果經常賬戶盈余和外匯儲備真的因而顯著下降,國民經濟將為此付出難以承受的巨大代价。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既是挑戰,又是机遇。因此,中國應該穩定市場預期、抑制外匯升值投机,同時加快對外貿外資体制的改革,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改善宏觀管理能力。
——林毅夫在《世界經濟》2007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
●人民幣匯率机制改革路徑選擇
人民幣匯率机制改革路徑選擇与提高制度接受者抗匯率風險能力關系密切。首先,匯率水平的波動是制度接受者關注匯率制度改革和促進匯率制度完善的前提和催化劑。沒有匯率水平的波動,企業就沒有規避匯率風險的必要,外匯市場、尤其是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就失去了動力。其次,我國企業的現有承受能力制約著人民幣匯率水平調整和波動幅度的限度。匯率的小幅度波動有利于培養企業的匯率風險意識,但匯率水平變動或波動的幅度過大,都可能導致因企業無法規避匯率風險而出現經濟活動的停頓或失常,給經濟帶來不必要的震動。從當前來看,一方面我國貨幣當局應通過适當的管理,在保持匯率水平基本穩定的基礎上使匯率上下小幅波動;另一方面,應該通過各种途徑引導、促進我國的企業通過技術進步和結构調整提高應對匯率升值的能力,并盡快理順有礙外匯市場發育的各种制度,完善市場化的匯率運行机制。同時,應致力于使二者之間相互适應、相互促進,形成良性循環,以保證我國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的同時,不斷推進匯率形成机制的完善。
——馬先仙、謝洪燕在《經濟縱橫》2007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發展方向
總体上,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發展方向就是要不斷增加市場因素。近期和中期是實現“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目標,匯率目標區應是合理的選擇,目標區應該是透明的,上下限不應太低,這樣可以有較大的匯率彈性。央行要确保目標區的可信度,兌現上下限干預的承諾,防止中心匯率隨意變動,但是當經濟基本面發生重大變化時也應可适當地調整均衡匯率和目標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建立自由浮動匯率制。所以,我們應穩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最終實現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一國貨幣可自由兌換的基本條件有三:合适匯率水平、合适的國際儲備水平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近期人民幣還不具備完全自由兌換的條件,但這應該是我們的目標。在完成人民幣匯率形成机制中期目標的基礎上,實現利率的市場化,資本的自由流動,國內經濟實力強大,本幣國際化程度較高等內外部條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浮動。
——王冠在《時代經貿(理論版)》2007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
●人民幣匯率變動的經濟效應
各國貨幣匯率之間的競爭說到底就是如何對本國經濟有利,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美元貶值本意是減少美國貿易逆差,減少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但美元貶值后,人民幣匯率維持不動,結果造成尤其像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就目前來說,購買力平价無法測算出人民幣基准匯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移動均值接近均衡匯率;貿易順差而同時通脹預期上升;升值負效應大于正效應。因此,人民幣基本匯率應穩定,市場匯率可以有管理地浮動。同時,人民幣匯率水平的選擇應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從理論上說,貶值利于刺激經濟,升值利于緊縮經濟。人民幣匯率究竟升或貶,取決于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
——衛嫻、曹永琴在《世界經濟情況》2007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
(本欄供稿:廣東省委党校圖書館胡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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