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大德

一

上世紀80年代初，我一不小心踏入了美術史研究的門檻。第一次拜訪廖老，是在被他自詡為“冷巷齋”的西關老屋。后來他搬到人民路，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成為忘年之交。

廖老家有如茶樓，亦如墟場。他天生具有演說家的才能，聲如洪鐘，語調抑揚頓挫，与表情、手勢配合在一塊，再加上不時夾雜著朗朗笑聲，透出了一种無法抗拒的磁力。

1996年春節，從報上看到了廖老的一則消息，說他在門口貼了告示：

“年年忙到气都咳，忙到今年八十一。尚祈訪者發善心，勿多搜括我餘日。非要事急事最好在周六周日晚上八點到九點半來談。無甚意義的應酬及社會活動請勿強我參加。若非有關救災扶貧助學而來索畫索書者一律請付酬。1996年3月廖冰兄跪啟。”

我深深了解老人的心境。因此很久也不敢去了。過了好久，心里想他想得慌，硬著頭皮去了。那是一個傍晚，他一見我，劈頭便問，你怎么那么久沒來？我說你不是貼了告示謝客嗎？他說，我是指那些有事沒事都來和我要字畫的人，你是例外。說話間，我問怎么不見那告示了。他一揮手：剛撕了，貼十張也沒用。那些人現在都不識字了，或者當你透明。說著隨手把那告示從冰箱頂拿給我，你要就拿去吧。我如獲至寶，后來，又請廖老在那告示上寫了詩塘：“告示貼之，無人睬之；咳仍如故，難以止之。哀然揭之，大德見之，喜而藏之，并囑志之。”

二

上世紀90年代是我和廖老接触、交談最多的時期。

1994年10月21日，廖老來電把我叫去聊天。我准備好了一些問題提問。其中一個是關于讀書的問題。

“在你的人生道路中，什么書對你的影響最大？”

他說：我這個人，好讀書，讀得很雜。政治的、歷史的、文學的，什么都讀。小時候，最喜歡讀的是《火燒紅蓮寺》；政治讀物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藝術方面是俄國的《藝術与人生》；初中時我很喜歡讀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花》；印度泰戈爾《飛鳥集》，還有《鄧肯自傳》。克家的兩句詩，我至今還記得：“給世界洗一把臉，來一個奇怪的變。”我覺得，它概括了我潛在的思想。但對我一生創作影響最大的，是木魚書。民間文學，民間藝術，對我的影響最大。

我們談到當時中國漫畫的隊伍時，他的神情馬上變得很凝重：“上世紀40年代，有很多畫漫畫的朋友，論技巧，比我好，水平比我高。但他們在解放后便不畫了，如張仃，改行搞裝飾畫了，特偉，搞動畫去了，如汪子美，當右派后，怎么也不再畫了。我還在畫。但我畫得很痛苦。為什么？我把自己看得很渺小，把事業看得很崇高。我把漫畫看得很神圣，但畫漫畫需要韌性戰斗。在風雨中永不能倒下。”

“你什么時候養成了這個習慣———負責？”

廖冰兄答：我就是這樣一個人，什么都負責：對家庭負責，對國家負責，對民族負責，對朋友負責，對事業負責。我這個人，永遠做不了劉備，只能做諸葛亮。也就是說，永不會當第一把手。因為我鋒芒太露。所以我只能永遠當一個策划者。

我的思想核心是人道主義。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愛党愛國都是由人道主義派生出來的。我現在的騙富濟貧也是由此派生出來的。

我的作品，貫串一條主線，就是反封建。封建主義与人道主義是對立的。

廖問我：你看研究廖冰兄的坐標該是什么？

我說：你應該首先是政治家、思想家，然后是策划者，組織者，最后才是畫家。

廖老听了，一拍我的大腿，朗朗大筆，對、對、對。

三

歲月不饒人。2003年底，廖老又住進了醫院。元旦過后，我多次到醫院訪他。一天，他對我說：我有三怪病，連醫生也治不了。

我對他說，那都是血脈不通導致，按摩可以舒緩症狀。阿燕告狀說，他怕痛，不肯接受按摩。于是我在他的本子上寫道：“為革命你死也不怕，為治病還怕痛嗎？”這一招激將法很有效，乖乖地讓我按摩了。從年初一到年初七，我每天都去給他按。几乎每一天，面對畫室里的一切，他一一環顧，然后用那尚能說得了的單詞，帶同手勢，斷斷續續地說：“顏料，告別了；這筆，告別了；宣紙，告別了；書，告別了；漫畫，告別了……告別了，告別了……”那哀嘆，讓人揪心！

我怀著沉重的心情离開了醫院，盡管我明白他已進入徹底“休息”的倒數階段，但在心里還是為他默默地祈禱。當得知廖老去世的噩耗，我的腦袋一片空的，帶著挽聯走進廖老家中的靈堂，沖口便說了一句話：廖老，我不能再為你按摩了!隨即便淚如泉涌。

廖老，你走好。你所畫的悲憤漫畫是不死也不能死的。它已成為世界文化的一份重要遺產。

(觀宇/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