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望台
据載，新任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先生在會談中稱：“對待判不判死刑的問題，一是要以法律的規定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總体狀況為依据；三是要以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感覺為依据。”几句惊人之語，使法學界一片嘩然。
筆者對這种言論持一种有限的同意：民意不該有殺死一個人的權力，但應該有阻止一個人被殺
死的權力。如果法官能夠在法律的限度內正确衡量“群眾感覺”這個因素，未必不是法治的進步。
即使是在同一罪名之下，犯罪的惡劣程度也有天壤之別。天門城管毆死魏文華令人發指，小販崔英杰案則讓人一掬同情之淚。如果二者同樣被處以极刑，相信絕大多數人會抱怨司法不公。
我國刑法對量刑問題的總体規定是：“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据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如果說一個罪行其情可憫，其罪可矜，需要順從民意從輕處罰，那么它必須符合兩個前提：一是必須在刑法規定的酌定情節之內，二是必須走在公正的刑事訴訟程序之后。法律從不否認自己的有限性，在窮盡法律規則后仍不能得出确定結果的狀況下，法律可以承認“群眾感覺”作為量刑的一個依据。
但是必須強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絕對不能成為一個文明國家作出死刑裁判的理由：其一，媒体的扭曲報道或斷章取義，可以輕易改變群眾的觀感；其二，我國每年有多少起死刑案件，為媒体關注的并不多，有重大影響的更少。如果要把群眾感覺納入量刑依据里面來，我國的司法系統除了公檢法三家，恐怕還要加一個調查公司進去；其三，在集体當中，道德感又容易走上极端，彌漫成一种暴戾的情緒。無論是貪官墨吏，還是奸險小人，即使按照法律罪不至死，我們也總恨不得殺之而后快，這种“民意”未必是真實理性的。
事實上，在司法專業化、程序化的同時，并行不悖地照顧輿情民意，早有更恰當的方法可循，那就是世界普遍采用、我國亦在推行的人民陪審制。与其到案外去征詢“群眾感覺”，不如多听听法庭上人民陪審員們的意見。（作者系北京律師）
（編輯：侯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