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又愿意當宋神宗？舊体制的強大慣性，會令一切革新方案變味，王安石銳意改革，最終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個著名的悖論。
從商鞅到王安石，歷代改革者的命運都是悲劇性的；体制內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蘇聯陣營及中國不乏先例。天變、祖宗和人言，恰恰反映出當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
———章立凡：《歷史
留給改革的時間不多了》（天益网）
今日中國，盡管政府部門偶爾也會處于社會批評的風口浪尖，但在更多情況下這些批評多是和風細雨、苦口婆心式的勸誡。或者說，輿論監督更像是一种技藝高深的勸說術，在射擊（批評）之前，媒体都會想方設法為自己找好“掩体”（作正确的政治表態），做“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友軍狀”。
當《經濟半小時》因為檔期在清明期間“消失”時，為什么許多人會不約而同想到該節目被整改？不難發現，長久以來權力對媒体的“規訓与懲罰”已經對社會心理產生了深刻影響。當有媒体放松“自律”做“出格”之舉，人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媒体的對錯与否，而是傾向于從經驗的角度出發來思考該媒体應該承擔怎樣的后果，對懲罰進行預演。
———熊培云：《〈經濟半小時〉為何被誤傳整改》（《南方都市報》）
政府在人民代表大會上報告工作使用“讓我們”句式，作出不當表述而不自覺，表面上是語言不得体的禮貌問題，但深層次實質性問題在于，政府民主政治意識薄弱，對自身地位缺乏正确認識，把自己當作人民群眾領導者的慣性思維。
反觀有人大代表對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以“學習”對之的事實，說明全社會對政治民主的認識和理解水平亟需提高，而政府也以領導者自居，對增強社會民主意識水平，推進民主建設不利。
———方工：《改掉政府報告中“讓我們”的句式》（《北京日報》）
（編輯：侯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