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談到中國的問題時曾經說過，“中國真正的危險在于，有些人對市場過分熱情，認為市場經濟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即我所說的‘市場經濟原教旨主義’。”我們不能為了抹去所謂的“政策市”痕跡，而從一個极端走向另一個极端。用市場原教旨主義思維去調控市場，會像現在一樣，人為導致
一場慢性股災。
———鄧聿文：《股災背后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東方早報》）
我們無法明白，“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刑事賠償”為何要維持這樣一個低標准，難道是基于公權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現象仍很嚴重這一現實，擔心國家財力難荷重負？其實，唯有加大針對“侵犯公民自由”的國家賠償力度，才更有助于防止公權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事件的發生。法律更應該對我國的法治建設進程充滿信心，高額賠償標准就是這种信心的表現。
很難設想，當公民的自由一天只值99.31元，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又如何得到公權力的尊重而不去肆意侵犯它？
———翟春陽：《公民自由到底值多少錢》（《瀟湘晨報》）
在一呼百諾的氛圍里，難以形成有效的事先預防失誤和及時矯正偏頗的民主法治机制，也不可能阻止類似張居正人亡政息那樣的歷史悲劇反复上演。
應該承認“仇和現象”确實還是很有些不同凡響，确實有掃蕩衙門暮气之效。然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隨著中國社會日益复雜化、流動化、國際化，僅靠領導拍腦袋的決策方式和政府刮風暴的管理手段，已經越來越不能應付裕如。
因而在進行重大決策之際，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把專家論證會（服從科學規律）和公民听證會（尊重個人權利）作為仇和們大刀闊斧的行動的兩道安全閥，以避免再次出現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結局。
———季衛東：《“鐵腕”執政功与過》（《財經》）
（編輯：侯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