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少鑫

我一直認為，我們這個社會，對“异類”、“异端”從來就有道德上的本能排斥和厭惡。因此，對于這位大學教師敢于讓學生撰寫“打劫銀行計划書”作業所遭受的口誅筆伐，當是意料之中。

我也相信，如果忽視這种教學方式的精神實質而對字詞的表達進行分析，相信這是十分容易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駁

首先，必須肯定，如果僅就教學方式而言，“打劫銀行計划書”作業是無可挑剔的———教師的教學用這种即使是“嘩眾取寵”的方式來喚起受教育者對該學科知識學習的興趣，与那些死气沉沉的照本宣科以及毫無意義的陳詞濫調相比，我們已經可以從學生的積极反應看到其正面的效果。

當然，目的并不能天然證明手段正确，就像不能說為了現代化就可以犧牲某一個群体的利益一樣，“打劫銀行”的噱頭在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的同時，是否已經跨越了基本的學術倫理底線？“哈佛商學院曾用過的教育手法”是否就意味著它的正當性？我想，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認真審視的。

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听不到多少行內人的說法，有的只是揣測和喧嘩。

輿論擔心大學生會因此模仿，如果确有其事的話，我想，最緊張的應該是銀行。不可否認，“高智商”犯罪對社會秩序的破坏性，但是，非常明顯，這与他在大學期間究竟有沒有做過這份“打劫銀行計划書”是毫無關系的，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一個人是否犯罪，与他是否有犯罪的能力沒有太大的關系，否則這個社會絕大多數男人都將是強奸犯。

“打劫銀行計划書”作業，不過是大學生們枯燥學習生活中的一點點綴而已。或許，在若干年后的同學聚會上，這個話題才會不經意被提起。對于大學生們來說，課堂上那些充滿虛假話語的說教，那才是真正的“一生受用”，在他們入党的時候、在競選學生會主席的時候乃至于參加工作以后，那些曾經的話語會不斷被派上用場，充分發揮著被模仿和學習的功效，因為与“打劫銀行”相比，這沒有任何風險，且十分受用。

本來，“打劫銀行計划書”或許可以因為其“嘩眾取寵”的活力來占据那些早已被虛假說教占据的大學生的心靈，只可惜它現在卻因其道德問題上的嫌疑而被否決了。

某個特定階段的教育手法，并非是一個完整的教育行為，然而在這個時候，輿論卻把它當做一個完整的教育行為來評价，我想，布置這份作業的教師大概得感嘆，當初要是將這份作業更名為“打劫敵軍銀行計划書”，可能就不是這樣的結局了。或者說，如果教師在學生完成了那份“打劫銀行計划書”作業之后，再要求學生完成一份“防止銀行被劫計划書”作業，不知那時的輿論，又會作怎樣的反應呢？

（編輯：左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