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的受重用也折射出一种積极的用人導向：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爭議”干部，也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別出事”四平八穩的“誤事”干部。它是對那种不做事不犯錯沒有爭議便可穩穩當當向上熬的用人規則的一個局部顛覆。
改革意味著矛盾和爭議，仇和能夠在种种錯綜复雜的矛盾中矢志不渝地
推進改革并取得成效，而中央對于有爭議的仇和也能夠放手重用，不但表明中央堅定進行改革的決心，而且意味著在當下的政治生態中，或要倡導一种“寬容改革者，善待失敗者，全面看待有爭議者”的社會氛圍。
———鄧聿文：《仇和為什么會受重用》（《學習時報》）
我們別忘記，撰寫《動物庄園》的政治寓言大師喬治·奧威爾先生當初所指的并不是某個小規模的村庄所呈現出來的政治生態，而是指的是某种政治意識形態所導致的政治后果。
這种政治意識形態曾經在這片土地上發展到极致，最近這些年它雖然逐漸走向衰退，但是它依舊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存在著，籠罩著我們的生活。因此也許我們并沒有太多的資格去嘲笑南街村，因為我們就生活在另外一個南街村。捫心自問，我們生活的地方，哪個找不到南街村的影子？
因此，南街村并不是最后的動物庄園，而是一個更大的動物庄園的櫥窗。
———溫克堅：《南街村，不是最后的動物庄園》（《選擇周刊》）
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問責，應成為“平常事件”。兩會是民主政治中的“常態”會議，而會上的問責政府，應是“非常態”。不可能所有問題都拿到兩會上解決，會下問責要比會上“炮轟”重要。盡管當前的制度設計，還有不利于日常問責的方面，但必須清楚，問責、決策的主体，是代表委員，而不是行政部門。
———馮雪梅：《政治与民主應是社會生活的“常態”》（《中國青年報》）
（編輯：侯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