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管理層在對待市場的理念上從“政策市”的誤區走入了另一個誤區,該交給市場處理的問題用政策市,該履行監管職能的時候又怕被說成政策市,該監管的不監管,管理層這种理念的扭曲已經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中最致命的“短板”。
證監會希望投資者形成長期投資理念,但對于一個暴起暴跌的市場,投資者最不理性
的選擇恰恰是長期持有。特別是,證監會更不應該擔心自己和“政策市”有染而對資本市場不合理的制度規則漠然置之。顯然,一個冷漠的管理層絕不代表其具有先進的市場理念,而對市場的主動呵護亦絕不可能和政府的粗暴干預簡單雷同。
———馬光遠:《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證監會》(《南方都市報》)
在思考中國鄉村、中國原住民地區的生態問題和發展問題時,我們必須尊重地方傳統生活方式的价值,比如當地老百姓祖祖輩輩保留下來的日常生活方式,這里頭是深植著文化价值的,而絕不能僅僅著眼在權利上。地方的文化价值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如他們對自然的崇敬對我們有沒有意義?我當然贊成捍衛他們的權利,我也在這方面作了斗爭。但是,在話語和理論的層面,必須澄清這一點。
———汪暉:《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綠葉》)
無論是中央權力進一步集中,擴大,還是各部門權力的增加或縮小,在權責對等的前提下,所有改革的政治成本与政治風險將最小。
此次机构改革所謂的權力之爭、利益之爭,歸根到底還是“免責之爭”。廣東申請“區域協調發展配套改革試驗區”,深圳申請試點“行政三分”,只要“責隨權走”,“權帶責下”,也未嘗不可。但我們捫心自問:我們向中央提出申請的時候,我們想得更多的是什么?責?權?利?
———熊平:《不怕權力大就怕責任小》(天益网)
(編輯:侯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