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瑋　吳志菲

二、殺出血路

一間小茅屋簽訂生死契約的18位社員，扛起了中國改革的第一面大旗，引發了農村又一次包圍城市的大變革。總設計師一分鐘的沉默之后，勾畫出“小康中國”的概況。

國家博物館中川流不息的參觀人群，常常駐足在一個編號為GB54563的陳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

鄧小平說，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确，如果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輝煌的成功，解放了几億人口，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話，那么農村包圍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國的生產力，正在建立的是一個生机勃勃的現代化中國。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几乎与此同時，安徽鳳陽小崗的農民偷偷地實行了包干到戶的責任制。那個寒冷的冬夜，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嚴立華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個社員聚在一起，神情隱秘而帶悲壯，簽訂了一份契約：“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后能干成，每戶保證完成全年上交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村里的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分田到戶大包干，坐牢殺頭也心甘！為何此事讓這些朴實的農民如此惶恐地下決心，以致托付了撫養孩子的后事？

歷史并不遙遠，人們記憶猶新。1955年，農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慮農村的實際情況，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過早建立。當時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主張包產到組、包產到戶，遭到毛澤東痛斥。1960年，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嚴重饑荒。安徽宿縣一位70高齡的老人為了照顧生病的儿子，無法參加生產隊的集体勞動，也就得不到那賴以維生的口糧。不想眼睜睜地餓死的老農，于是請求公社干部允許帶著儿子上山養病并開荒自救。一個老一個病兩人上了荒山，老人憑自己勤勞的雙手開出了16畝荒地，不僅收到了口糧，還向公社交了1800斤糧食和養雞得到的60元錢。老人個体勞動創造的丰收奇跡与當時集体勞作下的歉收、饑荒形成鮮明的對比，農民在惊羡之余認識到：把田分給各戶可以收獲更多的糧食，擺脫饑荒。于是，全省各地紛紛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极力陳述民情和責任田的好處，毛澤東批示試行。當時劉少奇、鄧小平等非常贊成。

鄧小平于是提出了著名的“貓論”。但是毛澤東僅容忍包產單干試行了一年。1962年8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針對劉少奇說：“一搞包產戶，一搞單干，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包干到戶是個方向問題。”后來，劉少奇与鄧小平先后因此作為“罪名”之一羅織，在“文革”中被打倒。

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大旱，農民再次面臨絕境。在省委書記万里的支持下，實行了“借地种麥”。結果，肥西縣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麥”的影響下，安徽農村悄然興起了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責任制，但還沒有人敢于突破禁區分田到戶。鳳陽早有“十年到有九年荒”之說，是有名的“叫花子縣”，小崗生產隊更是遠近聞名的光棍村、討飯村。全隊20戶人家，不算兩戶單身漢，18戶家家討過飯，家家都有人當過生產隊干部，但都沒有解決好吃飯問題。當大包干到組責任制在鳳陽全縣興起時，小崗也學著別人的樣子搞起了分組作業。先是將全隊分成兩個作業組，“大呼隆”變成“小呼隆”。沒維持几天，只好將兩個作業組分開，分成4個或8個作業組。但還是有上工遲到、分工吵嘴、記分計較等現象。要再分開的話，只有一家一戶包田干了。

（編輯：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