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愚

近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69名院士發起《建設中華文化標志城倡議書》，呼吁在孔孟之鄉建設中華民族的世紀性文化工程———中華文化標志城；而在兩會中，全國人大代表、濟宁市市長張振川面對108名政協委員的責難，表示：“允許有爭論，但是肯定要建。”

我們首先要問，所謂“中華文化標志城”，

如果是全國人民共同的中華文化標志城，那么，一個濟宁市長，有什么資格來講“允許爭論”和“肯定要建”這樣的話？

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格局之中，全國人大是最高權力机构，中國政協的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政協不是花瓶，政協委員提出的反對意見，在沒有經過充分的論證、形成決議之前，怎么可以被一個市長推翻？

從程序正義的角度來看，一個斥資數億，甚至上十億、百億的工程，如果沒有經過科學的論證，沒有經過相關權力部門的決議，沒有取得納稅人的廣泛同意，便是不能成立的。

實際上，是否有這么一個“中華文化標志城”，与傳統文化的复興，与中華民族的复興，都毫無關系。

傳統文化的复興，最關鍵的是在學院有一批真正的國學大師，在民間能夠保存各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我們的民俗。事實上，民間真正的“中華文化”，已經消失殆盡了。各地許許多多飽經歷史的風霜，殘存下來的古城、民居，都以“經濟發展”的名義，消失在推土机的轟鳴聲中。而各地不同風格的民俗，則往往在“破除迷信”的口號下，被棄如敝履。

無論是歷史名城，還是民間習俗，都是真正的“傳統文化”的构成部分，這些東西一旦消失，便成絕響。可惜中國直到現在，仍然沒有保存這种真正的傳統文化的自覺，卻熱衷于大興土木。一邊是殘酷無情的破坏，一邊是別有用意的重建，結果是真正的文化保存不下來，新建的建筑失去了自己的風格和魅力。

中華民族的复興，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搞大項目、大建筑，而是切切實實地推進中國的經濟建設与政治改革。一個國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關鍵在于這個國家能夠站立在自己的傳統的基礎之上，构建一套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讓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的幸福感能夠普遍增強。

中華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曲阜的三孔，已經足以讓認同儒學的人憑吊圣賢，再大興土木造一個所謂的中華文化標志城，完全是多此一舉。

當“文化”成為一种資源，可以直接衍生出地方的經濟利益，便往往被工具化。國學熱、孔子熱的興起，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國學、孔子成為民族主義宣傳的新材料，乃至成為地方爭奪經濟利益的工具，那么國學、孔子就完全變味了。

（編輯：侯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