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開辯論凸顯制度反民主
蘇少鑫:應該說,各方利益代言人的公開辯論,是符合民主政治博弈特征的。勞資關系的各利益代言人公開希望進行辯論,這在中國來說,并不多見。如果從這個角度,您覺得應該如何評估廣東工會對資方發出的公開辯論“邀請”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象征意義?
王則楚:党的十七大報告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里就有“公民政治參与有序擴大。工人的公民訴求通過工會來表達,并且工會敢于代表工人訴求”。主動“邀請”公開PK,就是公民有序政治參与的一個表現。
當然,張茵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修改《勞動合同法》的提案,也是公民有序政治參与的一個表現。可以說,這次“邀請”是党的十七大關于“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論述的一次實踐,是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上解放思想的一次探索。
李公明:在當代政治文明中,公開的辯論只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實踐方式,它本身并不具有多少制度优越性———它只是必須的、正常的一种方式。但是,反過來說,不允許公開辯論、害怕公開辯論甚至以公開辯論中的言論治罪,則強烈地凸顯出制度的反民主性和虛弱性。
因此,這次的公開辯論邀請确有象征意義。但是,我更關心的是,假如一位農民工向孔副主席發出同樣的辯論邀請,孔副主席是否會欣然接受呢?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的政府官員不管職位多高,愿意和有勇气接受任何一位公民提出的公開辯論邀請嗎?
鄒嘯鳴:勞資關系的各利益代言人公開希望進行辯論,這在目前中國來說,的确還不多見。但是應該鼓勵各方對該問題進行公開辯論。
畢竟,經濟發展之所以有意義,在于所有的國民都能夠通過一定的渠道從中獲得分享的机會。該工會副主席發出“公開辯論”的邀請,是一种良性的達成共識的途徑。至少比早些年的斗爭思維理性得多。
要鼓勵思想競爭,因為只有充分的競爭才會讓效率最高的思想浮出水面。為自己的階層爭取合法的利益分享比例,是各階層參与政治的動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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