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海

近日，又見某些兩會代表呼吁取消“農民工”、“外來工”等稱呼，改稱“新粵人”、“新莞人”之類，說是以利于來自農村的無城市戶籍務工者消除受歧視之感，融入城市生活圈。

我認為，某些不准确、不尊重人的稱呼，當然應該改掉。例如將“殘廢人”改稱“殘疾人”就改得好，因為身殘者未必是廢人。又

但是，我這個在農村生活過多年的人，實在看不出“農民工”、“外來工”等稱呼有什么損貶之處。“農民工”、“外來工”特指來自外地農村的無城市戶籍務工者，客觀地反映了這一社會群体的身份，不存在用詞不准确的問題。

有人一听見“農民工”就不舒服，其實是想和“農民”二字划清界限。難道當過農民就不光彩？這分明是瞧不起農民的舊等級觀念在腦子里作怪。有人說“外來工”帶個“外”字，讓人有“見外”之感，不夠親切，這是望文生義，生拉硬扯，我們稱外國朋友為“外賓”，也沒有因此影響國際友誼嘛。

“新粵人”、“新莞人”這類稱呼當然可以用，但估計只能在某些帶地域色彩和抒情色彩的致詞、文章、詩句、歌詞中才适合使用，很難完全取代“農民工”、“外來工”等稱呼。“農民工”若只能稱“新粵人”、“新莞人”，就無法和外地來的客籍老板、知識分子區別開來，要起草專為農民工及其子女排憂解難的文件和講話就很麻煩。

假如人們在日常談話中，嘴里冒出“新粵人”、“新莞人”、“進城務工人員”之類的名詞，會有一种過于文縐縐的怪味。在黑龍江、新疆、貴州的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要稱為“新黑人”、“新新人”、“新貴人”，更是搞笑。

我想起一段真實的笑話：文革期間，全國都在學習大慶人、大寨人的艱苦創業精神。豈料當時的党中央机關刊物《紅旗》雜志突然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大慶人”、“大寨人”的叫法沒有階級性，不分左中右，將隱藏在大慶油田的坏人、大寨的地主富農也包含在內，必須立即禁止使用，改稱“大慶工人階級”、“大寨貧下中農”。

我覺得挺可笑，寫了一篇反駁文章投《紅旗》雜志，我運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智斗策略，文中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么？’，最高指示中的‘中國人’是否包括國民党反動派和地主官僚，有沒有階級性？”結果無人敢找我的麻煩，《紅旗》雖然沒有發表我的文章，但“大慶人”、“大寨人”的叫法后來也沒有禁止使用。

稱呼農民工，若有更好的統稱，誰也不會反對。若一時想不出新詞，繼續稱“農民工”、“外來工”也沒錯。兩會代表要為消滅城鄉差別作貢獻，應在如何真正提高農民工的社會地位、改善生活待遇、受教育條件等具体問題上多下工夫，而不必為死摳一兩個無關宏旨的字眼耗費過多的精力，好鋼要用在刀刃上。（作者系廣東省人大常委）

（編輯：侯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