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茵為窮人拓寬富裕路徑

蘇少鑫：不少輿論以現代民主政治的游戲規則來為張茵的提案辯解，認為她鮮明地提出代表自己以及所屬階層利益的提案，恰恰表現了民主政治的內涵。而也有論者這樣的觀點在理論上并沒錯，但是錯置了語境。政協作為“精

王則楚：每個政協委員應該都有從國家利益出發思考自身所屬階層利益的政治素質。保證他們作為“精英聯盟”的話語權的自由，是協商民主的必須條件。

對他們的話語權“進行至少是道德上的約束”，是毫無道理的。“把帽子拿在手里”，“讓人家夾著尾巴”來“話語”的“道德約束”，才是最沒有道德的。我們應該提倡“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絕對保護你的發言權”的民主、自由的寬松語境，而不是相反。

李公明：我認為所有階層可以、而且應該為他們的利益說話，富人為自己的利益說話是天經地義的。

問題的确在于，當利用人大、政協這樣的平台說話的時候，是否應該有一种道德約束？

在這里必須細心地區分：什么是真正的在有道德約束前提下為自己利益說話？什么是挂著“國家利益”的羊頭而賣自家的狗肉？區分的原則和方法就很值得研究和討論，我想至少有三點可能是重要的：一、利益是顯豁而合理的還是隱秘而暴利的？二、与利益相關的信息是公開還是封鎖的？三、是公共權力的關系是廉洁的還是腐敗的？

鄒嘯鳴：我關注的不是她說話的身份，而是她所說的內容對制度建設是否有利，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是否有利。

比如她降稅的建議被媒体理解為是在為她所代表的富人階層說話，我的理解相反：降稅的效應可以從五方面看：其一是，該建議是一种將人類的精英從其他國家吸引到中國來的政策建議，美國正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其二是，如果該建議會導致中國的富人階層迅速膨脹，這正是“共同致富”的路線圖；其三是，稅率下降也許會減少的是政府的收入，而絕不會減少老百姓的收入。其四是，稅率下降也未必會減少政府的收入，因為太高的稅率恰恰會減少政府的稅收總額度。如果將能創造財富的精英都赶到別的國家去，那是讓別的國家政府和人民受益。

我們要警惕那种將“富人”与“窮人”對立起來的理念。張茵今天提出的這些提案，恰恰是為其他正在奮斗的窮人拓寬富裕路徑的提案，是擴大富人階層的制度性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