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牛党橫行是權力腐敗標記

蘇少鑫：鐵路部門稱票价太低，相信這并非是大多數乘客的真實感受，他們買到手中的票往往是需要以几倍的价格從票販子手中買來的。應該說，“几乎沒有票販子搞不到的票”与“一票難求”的反差，對現行的鐵路售票制

王則楚：應該說，這种反差，是壟斷的鐵路的壟斷利益所必然產生的現象，在300%的利潤誘惑下，以賺取票差為目的的印制假票、倒賣車票的團伙就會出現，哪怕冒著殺頭的危險。只有改用實名制的售票方式，才可以把它們從鐵路客運市場中掃地出門。

李公明：這個問題太簡單了：從來只見在售票處抓几個倒霉的“黃牛”，不見動真格。中國的春運鐵路售票狀況遠不止是一种嘲諷，更是政府和人民的恥辱：對于前者是一种權力腐敗的標記；對于后者則是因面對權力腐敗而表現出懦弱而蒙羞。橫行中國多少年的黃牛党，難道比日本鬼子還難消滅嗎？

鄒嘯鳴：實際上，正是因為火車票价不能隨著供求缺口而自由浮動來解決均衡問題，所以導致“能拿到票的能力”就成為一种很重要的資源。短缺越嚴重，這种能力就越值錢——無論你是否喜歡它，它都會被換成錢。這种能力既有需求也有供給。

“實名制”是否能有效地解決短缺問題呢？我不太看好。因為實名制能解決的僅僅是“想象中公平”的問題，并不能解決短缺問題。其實有另外一個解決火車票“難求”的思路，那就是增加公路与鐵路的競爭。

春運困境源于福利不公平

蘇少鑫：有論者指出，中國春運的困境，是一個夾雜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糾纏而成的困境，政府大包大攬是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您是否贊成這种看法？在您看來，中國春運困境是否有解決的可能？而這其中的關鍵又是什么？

王則楚：春運的現象，是根植于中華民族的文明傳承的，它的需求只能靠市場的机制去解決，政府就是想大包大攬，也解決不了。

我認為，給我們的農民工城市市民的待遇，使他們有家的感覺，才可以解決春運之困。當然，會有票价的必要浮動的概念，也會有春運運力在過節后适當閑置等市場經濟的必然現象。這里的關鍵就是春運消息的全面公開。

李公明：我不贊成這种說法。我認為政府在春運問題上不但應該大包大攬，而且必須傾國力以赴。

第一，中國之所以出現全世界都沒有的春運現象，歸根到底還是制度、政府造成的，政府不負責，誰來負責？第二，誰能證明政府曾經傾盡全力、大包大攬地試圖解決春運問題而遭到失敗呢？我認為政府從未真正地試圖大包大攬地解決春運問題，既然沒嘗試過，憑什么說政府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呢？中國春運的困境當然是可以解決的，其中的關鍵就是：只要鐵道部門所有處級以上、春運困境地的地方政府所有廳級以上（直至省長、市長）在春運最高潮的時候必須完全以個人的力量、在公眾的貼身監督下徹底地完成一次排隊買票、等候進站、站在車廂里堅持回到家鄉的全過程，我相信如何消滅黃牛党、進站如何不踩死人、如何使某些工作人員在旅客面前不再凶神惡煞的有效辦法一定會自己跑出來。

提這個建議可不是調侃、不是開玩笑：只有真正吃過農民工年年吃的苦、遭過農民工年年遭的罪，才會知道苦在哪里、罪在何方；而且假如一年不解決，年年都要如是走一遭，相信用不了8年抗戰那么長的時間。

鄒嘯鳴：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是由于政府抽取了太高的費用而導致的問題，當然要找政府并要求將它“降下來”。如果是由于政府壟斷了資源導致的价格高，當然也要求政府放開壟斷，鼓勵競爭從而降低价格。

而“有中國特色的春運”之所以如此繁忙，里面隱含了中國的福利制度的不公平問題。假如農村戶口的孩子能夠享受父母工作所在地居民同樣的讀書福利，而無須繳納額外的費用，其父母就更容易將孩子接到自己工作地點讀書。

另外就是城市的房价太高，而農村的房子和土地又不允許交易，這些都導致農民工無法在工作地點買房，不得不像候鳥一樣遷徙。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做出更合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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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敏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