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轉嫁拆遷矛盾

蘇：按照國家相關法規，土地應該是國家按照相關程序進行征用，并對拆遷戶做出補償，然后再將地賣給開發商，可是現在卻變成是由開發商去与拆遷戶協商，最終造成了開發商与拆遷戶之間的對立和緊張，對此，政府是否應該負主要責任？

王：這是開發商利用政府公權力侵

李：從理論上說，征用土地首先是政府的責任。政府有責任改革和完善征地程序，提高征地工作透明度。

但是，在《國有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管理辦法》中，由政府招標、拍賣的土地又有實行淨地出讓和經市、縣(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實行淨地出讓這兩种方式，后者由受讓人在受讓土地后依法拆遷地面建筑物及其他設施。

這樣就使開發商与拆遷戶協商的行為成為合法，這樣一來，政府減少了麻煩事，開發商則往往會以各种手段達到拆遷的目的。政府放手，無良開發商仗勢欺人的事常有發生，被拆遷人的利益訴求得不到合理的解決，許多拆遷中的沖突和悲劇也就因此產生。

鄒：中國城市的土地產權极具“中國特色”，因為在房產商買地与居民賣地的模式中間，就夾了一個“地方政府”。我們習慣于將開發商的行為模式看成是“利潤最大化”，我們還不習慣于按照“利潤最大化”的模式來看待政府賣地的行為。而這种習慣是一個誤區。

有意思的是，地方政府作為當地土地的唯一供應商，他們不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且是按照壟斷模型而不是競爭模型來追求利潤最大化。更糟糕的是，中央政府的反對小產權房的政策，進一步強化了地方政府的這种壟斷能力。

于是，所有的開發商要想通過開發房地產的途徑賺錢，必須先到地方政府這唯一的土地爺這里拜菩薩。所以拆遷和補償的問題，地方政府甚至不用親自動手，愿意承擔的開發商早就排起了長隊。于是就達到目前的這种均衡局面：不但拆遷的矛盾都順利地轉嫁給了開發商，而且地方政府順利地實現了賣地的利潤最大化。

反應過激只因權利貧困

蘇：穆委員稱“地產商現在都成了過街老鼠，還有誰敢替地產商說話呀？”穆委員作為房地產公司的老總，這樣的話很容易被解讀“屁股決定腦袋”。類似的代表委員的言論，在廣東省以及廣州市兩會都出現過，對此，我們應該怎么看？

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履行職責時的發言，是受到保護的，而且每個人作為委員、代表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屁股決定腦袋”的發言是正常的現象。把拆遷條件沒談妥而沒有拆遷的住戶稱為“釘子戶”，本身就沒有尊重他的私權。

因此，對于委員、代表類似“中國看病最便宜”，“《勞動法》應該取消無固定期限合同”的意見，政府當局應該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來听取，而對于媒体的評論，委員、代表則應該坦然面對，因為你們是中國的公眾人物。

李：所有的言論都不應被封鎖，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石，更何況是代表、委員的言論。身為房地產老總的代表、委員為房地產業說話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應該鼓勵。

但關鍵的問題是，各种利益的代言人都應該堂堂正正地申明自己的利益和立場，社會管理部門和公共傳媒更有責任把各种利益集團的獲利真相、對公共利益的影響等信息傳達給公眾，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談得上公平的利益博弈。

鄒：网絡對她言論的反應，我認為是一种權利貧困下的嫉妒。問題不在于她作為政協委員有机會進行“特殊利益”表述，而在于网民發現：在數以千計的委員中，找不到代表自己利益的委員。

當然，房產商之所以變成了“過街老鼠”，有開發商出言不謹慎的原因，有媒体記者錯誤報道甚至片面報道的原因，還有傳統的“無商不奸”的文化影響，更有市場經濟原理未被大家理解的原因。簡單地說：理性的力量還沒有占上風。

要改善這种局面需要開展三方面的工作：1.改變公民的“權利貧困”狀態才能減少嫉妒，包括在兩會這樣的利益博弈場，有旗幟鮮明的消費者的代表。還包括土地要能公民化。2.特權要扁平化，政府要從利益中抽身，將資源的產權公民化；3.所有博弈各方在理解問題的能力上，要專業化和理性化，減少情緒化。

（編輯：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