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元
据廣州國土房管局最新公布的數据顯示,1月份廣州十區一手住房成交均价為每平方米9766元,比最高峰2007年10月的11574每平方米元下跌1808元,跌幅為15.6%。
面對上述現象和數据,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徐滇慶教授認為,所謂樓市下跌,是假的!“降价”只是開發商的營銷策略。
客觀來說,受
制于貨幣政策從緊的大環境,自有資金不足的中小型房地產開發商,近來普遍感到資金鏈緊張。為了流動資金的壓力,這些開放商只能降价促銷,希望通過快速銷售來回收資金。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集中度本來就不高,在區域市場還是以中小型的開發商為主体,這些開發商的樓盤售价略微下調,就被媒体迅速放大,形成所謂的“拐點論”。
但很明顯這只是行業內的一個优胜劣汰,以此來鼓吹房价從此進入下降通道,不是負責任的態度。
在住房体制改革初期,一方面需要市場化的供應手段來補充總量,另一方面也需要釋放國有銀行大量的固定存款,銀行系統對房地產開發開放了一系列利好的金融政策。這些金融政策在積极的方面大大推動了住房市場化的建設,在消极的方面也造就了大量的投机行為。
買房子的人利用金融杠杆,可以將自有資金瞬間擴大好几倍;賣房子的人利用金融杠杆,甚至只要圈到地,就可以空手套白狼。不客气地說,在這段時間內,銀行實際上扮演著一只手借錢給開發商蓋房子,一只手借錢給消費者買房子的“上下其手”角色。
這在樓市向好的時候,自然是利差獨享;但樓市一旦不穩定,也會將所有的風險集于一身。如果我們回顧前几輪針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政策,會發現几乎每次都是由銀行系統發起,比如要求取消預售制度、頻繁提高基准利率、要求二套房首付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四十等等。
如果我們了解房地產行業的利益格局,會無可奈何地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宏觀調控并不是為了降低房价。這不僅僅是宏觀意志,也是中國大舉推行城市化進程中的客觀事實。
無論住宅承載了多少民生或者政治意義,它始終不能脫离最基本的供求關系。城市人口以几何速度膨脹,而住宅建設所需的土地還受制于行政調控下的控量供應,所以,無論是靠市場体系還是保障房体系,在現階段肯定都是供不應求的。這是一個最起碼的常識,卻經常被人有意無意地扭曲。
我們再回頭來分析從去年年底開始大張旗鼓的住房保障政策,會發現這對消費者而言,不過是杯水車薪般的一廂情愿。從最簡單的供應效率來看,市場供應和行政供應哪個更有优勢,其實不言而喻。
住房体制改革在文革結束之后剛開始醞釀時,住宅私有化就是首要目標。如果住房保障体系真如政策承諾的那樣,完全覆蓋近百分之八十的城鎮戶籍人口,就等于變相走回了福利分房的老路,也等于默認了市場化住宅被高收入群体所獨占的合理性。
隨著宏觀環境的變化和貨幣政策的松動,房价依然會重新回到上升通道。地方政府依然希望靠土地出讓金來鞏固自己的財政收入,銀行依然希望住房消費能釋放自己的存款壓力,土地天然的稀缺性也依然具有非常穩定的投資价值。
我們最好的希望僅僅是:房价從此能夠以一种平穩的漲幅上升。畢竟,希望房价上升的需求,遠比希望房价下跌的需求更為剛性,也更為強大。
(編輯:侯穎)